名家是春秋戰國時代一個學派。它講求的是名實關係，所以也被稱作形名學派。他們的論辯方式是以形名的方式，也就是循名責實的方式，來論證自己的主張，主要是政治主張。他們的論證過程和方式，創造性地為中國古代的邏輯學奠定了基礎，所以有的學者在論述名學時，從哲學史的角度，進述名學的邏輯方法，或指出名學即邏輯學。雖然戰國諸子均提出過正名問題，但有係統地提出名及論證方法的仍是名家的幾位學者。名家在戰國受到有些學者的賞識和批判，在秦亦不被重視，但是，他們的方法論卻被應用著。秦始皇帝也在處處正名，即其例也。
（一）諸子論名
春秋戰國，諸侯混戰，孕育著新的王朝的誕生。新王朝是個什麼王朝呢？諸子競說，百花齊放，爭鳴不休。在這樣的形勢下，孔子提出了正名的命題。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遊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要正名，是為了挽救當時的社會混亂和思想混亂，使“天下無道”變成天下有道。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他要通過正名，建立天子的權威。同時，建立有序的政治權威和社會道德規範。他說：“臣殺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正名就是要撥亂反正，理順這些關係，達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政治上和倫理上的正常軌道。這是孔子正名的理念。
荀子是主張“君子必辯”的。他接著孔子的正名命題，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正名》。這是在公孫龍、惠施以後，荀子為亂名而專門寫的，也是針對當時的社會混亂而寫的。
故王者之製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誌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名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奸。其罪猶為將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敵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跡長矣。跡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湧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製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誌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製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誌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
說來說去，就是要說明為什麼要正名。要讓名與實歸，名實相符。從政治上來說，還是要明明白白地分清貴賤，區別等級，避免名實交叉形成打不開的結，影響決策。對於一些辯者為了取得辯論的勝利所提出的一些命題，如莊子提出的“山與澤平”，宋子提出的“人之情欲寡也”，墨子提出的“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等命題，給予了批評，說他們“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於是，他開始更嚴厲地批判名家的一些學者了。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梟亂天下，繷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
他不僅批判了名家的惠施、鄧析，同時也批判了儒家的孟子、子思以及墨翟、宋繸、慎到、田駢、陳仲等十二子。
墨子是實踐家，他的論辯邏輯是抓住應用來說的。正如他說的“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所以，他認為：“今瞽曰，巨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能知黑白，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亦以其取也”。雖然如此，墨子主張，“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這便是墨子提出的三表法，用以衡量論辯的意義。他對三表法的解釋是：
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這就是說依據（本之）於曆史的事實，觀察（原察）實踐的事實，應用（用之）於現實生活是否有利。對於後期墨家的邏輯學的貢獻，胡適先生提出了演繹法、歸納法，而不同意章太炎提出的三段論，可見於其《先秦名學史》。
道家對名，采取了虛無主義的態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說虛無也不太準確。他還認為“有名”的，而且還是“萬物之母”呢。但是，它是很玄妙的。有不可知論的意思，玄到他自己也說不太清楚。他說的名，是不是名家所說的名的意思呢？我以為還是有名家包括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所提出名的意義才合適。那時許多人都提名的問題，作為一位思想家，對當時的熱點問題，應該在他的思想言論上有所反映。“名可名，非常名”之類便是他的態度了。莊子對名辯的態度則更直截了當。他說：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故曰，莫若以明。
他從齊物的觀念出發，認為天下事物皆可齊一視之，不必分什麼是非。他對待名家的公孫龍關於白馬非馬，指非指的命題，以一句“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他並用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來說明要分是非，就像狙公一樣愚蠢。看來是詭辯，實則是守其兩端而攝其中。他將這種觀點發揮到了極致，“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而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以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等等。無貴賤，無美醜，無大小，無是非，無善惡，因為這些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人們不必去計較這些，要物我兩忘。看來無是非，其實也是對名的否定。同時也體現了他對現實的無奈和回避。尹文子曰：“有勢，使群下得為”。有權才有勢，莊子不願做官，自然無權，無權則無勢，他也不想有勢，於是，他的無奈和避世便是他自我保護的手段。
受到重用的法家，既有權，也有勢，自然有一種進取之心，商君除了講法、講農戰而外，對其他學派一概排斥，名家的學說自在排斥之列。韓非、李斯之徒也是這樣。但是，他們排斥異說是為了正君主的名分，同時，他們的論述也具有強烈的邏輯。
應該認識到的一點是，諸子們無論談名或不談名，他們心中自有名在。他們的言談和著述都在為名而說而著，他們的文字都有嚴密的邏輯在。
（二）周秦名家
戰國時期以名家稱的有惠施、鄧析、公孫龍、尹文子等。班固《漢書·藝文誌》中說：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繺者為之，則苟鉤繹析亂而已。
晉灼曰：繺，訐也。意思是攻訐。師古曰：繹，破也。他認為名家的缺點是如果用來互相攻訐，則具有破壞性，容易製造思想混亂。《誌》中列出的名家有七家，三十六篇。這七家是：《尹文子》一篇，《公孫龍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黃公》四篇，《毛公》九篇，《鄧析》九篇。
鄧析（？-前501年），鄭國大夫。魯昭六年（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鼎。這是中國最早的法律。鄧析後來專門與子產作對，子產的法律中針對鄭國人喜歡懸書（就是將自己的意見寫在竹簡上掛在街道中，就像大字報），專門寫了禁止懸書的法令。鄧析則將意見讓人送去（就像送匿名信）。子產又立法禁止寫這樣的匿名信。鄧析便將意見夾在物品中送去。他用法律中沒有寫明的方法來鑽法律的空子。子產的法令無窮，他的應對方法也無窮。他還包打官司，並教人怎麼反駁法律。他的價格是，大獄是一件衣服，小獄是一件襦繻（短衣褲）。於是跟鄧析學的人不少。“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繼嘩。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列子·力命篇》亦雲：“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執而殺之。”看起來，鄧析是子產的一位政治對手。子產鑄鼎，鄧析則作《竹刑》。他的方法是鑽子產的法律空子。他的辯論方式是“兩可之說”。但是，子產並未殺鄧析，是二十多年以後，即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子產死。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繽為政，第二年殺鄧析。鄧析死時應在五十歲以後，距子產死已二十年。鄧析之所以能鑽子產的法律空子，總是子產的法律條文太過疏闊，有可乘之機。以後《竹刑》為鄭國所用，說明其較子產之法律文書要嚴密一些了。他教民爭訟，也說明子產的條文保護貴族的傾向過重，民有權維護自己的利益。他替人有償打官司，有點似今之律師。所以鄧析的思想有他進步可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