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戰中，美國便利用公眾信息委員會（CPI）發起試驗性的文化和信息活動，增強國內民眾對戰爭的支持從而反對德國。通過電影和出版物，公眾信息委員會將美國刻畫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化的、自由的、其他國家都應該效仿的國度。公眾信息委員會的經驗表明，美國進行的戰爭努力應該通過大眾媒體來進行宣傳，這便是美國政府通過宣傳途徑影響公眾觀點的開端。
1929年股市崩潰使美國政府更多地參與到經濟和文化領域中。作為“新政”的一部分，羅斯福政府在1935年設立工作及進步管理局（WPA），增加了政府在文化事務中的角色，雇傭失業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和作家為政府部門服務。隨著文化項目的擴張，政府也逐漸涉及宣傳領域。珍珠港事件發生六個月後，羅斯福政府成立了戰時情報局（OWI）來動員美國民眾支持戰爭，戰時情報局建立的“美國之音”開始在全世界傳播民主的信息。除此而外，戰時情報局還印發了無數的宣傳冊、製作紀錄片等。此時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美國的大眾文化可能是美國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針對法西斯國家、美國在亞洲和歐洲的盟國，以及對拉丁美洲國家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利用“美國之音”的廣播、好萊塢的故事片和紀錄片以及各種宣傳畫、傳單、報紙雜誌等宣傳美國參戰的目的，瓦解法西斯集團的抵抗，鞏固與盟國和鄰國的合作關係。1942年美國陸軍的心理戰分部和海軍的特種戰委員會（OP-16W）合並，成立了一個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直接領導下的統一的心理戰領導機構，聯合心理戰委員會（Joint Psychological Warfare Committee）。戰爭結束後，1946年6月，美國海軍部長特別助理、主管海軍情報的負責人托馬斯·英格利建議美國軍方開展在和平時期進行心理戰的可行性研究準備。美國三部協調委員會（SWNCC）接受了這個建議，成立了一個特別計劃委員會（Special Planning Committee）負責總結二戰期間的心理戰經驗和教訓，並要求其提交一個在和平時期開展心理戰宣傳戰略的詳盡計劃。1946年12月10日，該委員會向三部協調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題為《心理戰》的SWNCC304/1文件。三部協調委員會於1947年4月30日正式批準了這份文件，這便是戰後美國政府的第一份心理戰文件。
盡管心理戰在二戰期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和平年代進行心理戰還是個新事物，心理戰還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在日本投降後幾個星期，隨著國會中保守派開始強烈抨擊戰時情報局，要求解散在戰爭期間膨脹起來的宣傳機構，杜魯門總統下令改組戰時情報局。但是他意識到仍然要為政治目的而使用宣傳手段，因此將文化和宣傳活動視為為美國外交政策贏得支持的一部分，並授權國務卿在國務院內部繼續進行他認為必要的國際信息活動，取消任何他認為應取消的，或者將其轉移到其他行政部門，將剩下的人員並入國務院的臨時海外信息服務（Interim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s IIIS），並聲稱“當前外交關係的性質使美國有必要保持在國外的信息活動作為外交事務不可或缺的部分”，希望如此可以保存一部分宣傳活動，使其不至於在國會的批評下被完全取消。威廉·本騰（William B. Benton ）被任命為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負責新成立的臨時海外信息服務。本騰麵臨的主要任務包括：使國會同意批準和平時期的宣傳計劃以及必要的運行資金；贏得國務院官員對於這個計劃的理解；建立一個適應和平時期的有效的聯合，包括國務院內外的信息收集和政策製定官員。
盡管杜魯門政府改組了戰時情報局，將其最基本的信息服務歸為國務院管理。但是隨著冷戰氣氛加劇，杜魯門政府又開始重新重視心理戰。1946年1月，成立了由William B. Benton 領導的國際信息和文化事務處（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 OTC）， 1947年該組織被改名為國際信息和教育交流處（OIE）。1947年6月26日，杜魯門簽署1947年《國家安全法》，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心理戰開始提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議事日程，並提出要在國務院的管理之下進行對蘇聯陣營的和平時期的政治戰。同時隨著冷戰氣氛加劇，美國國內出現一種言論，認為美國在這場“思想鬥爭”中已經輸給了蘇聯強大的宣傳機器，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能夠腐蝕美國社會根基的疾病。1947年10月15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出台了其第一份政策文件NSC1/1，題為《美國關於意大利的立場》。文件首次提出利用食品、經濟和軍事援助幫助意大利政府，並通過“有效的宣傳項目和其他可行的手段對抗共產主義的宣傳”。1947年11月7日，部際協調委員會（SANACC）的特別計劃委員會提出又一份關於心理戰的報告，SANACC304/1， 建議美國政府在“當前形勢下必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心理戰略手段以實現國家的目標”。1947年12月9日，國家安全委員會頒布NSC4和NSC4/A, NSC4文件提出要在全世界範圍內針對蘇聯和其勢力範圍開展心理戰，NSC4/A題為《心理宣傳行動》，提出要在世界各地加強與美國盟國的合作，在心理宣傳方麵展開對蘇聯共產主義的攻勢。根據NSC4/A文件，新成立的中央情報局在其特種行動辦公室設立了一個專門程序小組，負責進行秘密的心理行動計劃。1948年1月1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該法案為和平時期進行心理戰提供了法律框架。法案要求國務院利用無線電、出版物、電影、展覽和文化教育交流等一切手段使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更好地理解美國。此外，該法案授權國務院建立一個和平時期的宣傳機構——美國新聞處（US Information Service，USIS），負責進行對外宣傳。
1949年，盡管美國之音、美國新聞處和中央情報局開展了更加廣泛的心理戰活動，並且在西歐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蘇聯原子彈爆炸成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杜魯門政府開始更加認真考慮如何在政治、經濟、軍事、心理和意識形態上同蘇聯陣營展開更加全麵的戰爭。
1950年初，國家安全委員會出台了一係列與宣傳和心理戰有關的文件。1950年3月9日頒布的NSC59/1文件題為《對外信息宣傳和心理戰計劃》，文件中明確指出公開的心理戰主要由國務院協調指揮，由國務卿協調各有關部門實施，同時NSC4和NSC43號文件宣布失效。緊接著，1950年4月4日國家安全委員會頒布NSC66號文件，題為《在信息宣傳和研究及發展領域支持美國之音》，重申美國之音在心理戰中的重要地位。幾天後，即1950年4月14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又出台NSC68號文件。文件中認為，蘇聯要極力擴張其權力，直到最終消滅一切反對他們權力的有生力量，因此，蘇聯的目標是要統治歐亞大陸。因此，NSC68號文件提出，除了要研製氫彈、擴充軍隊、增加稅收、鞏固聯盟之外，美國還必須反擊蘇聯的心理戰攻勢，爭取蘇聯民眾。
到了1950年4月20日，杜魯門在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的集會上發表了“真理運動”的演說。杜魯門開始提起在發動“爭奪思想的戰爭中”進行“真理之戰”的重要性，並呼籲進行持續的、強烈的宣傳活動來發動一場“真理之戰”。杜魯門稱冷戰是與共產主義作鬥爭，如果美國在這場鬥爭中失敗，將會失去人心。杜魯門強調，“我們必須使我們自己知道我們的真實形象，而不是像蘇聯宣傳中所描述的那樣。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與世界各國人民一起，在一場偉大的、持續的宣傳活動中提升我們自由的理想，以此反擊蘇聯帶有奴役性的宣傳。我們必須在一場偉大的真理運動中讓全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政府加強了對蘇聯陣營的心理戰計劃準備，美國國會也給與海外心理戰大量支持，為宣傳活動的撥款從1948年的2500萬美元增加到1億美元，1950年7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頒布了NSC74號文件，題為《國家心理戰計劃》，歸納了NSC10/2號文件和NSC59/1號文件，對心理戰的目標、任務和理論、心理戰實施的地區和國家、心理戰組織領導機構等進行更加全麵的規劃。1950年9月21日的NSC68/1號文件中規定了未來5年，即1951到1955年中對外信息計劃的撥款將達到7.55億美元，政府的宣傳項目麵向93個國家和地區。此外，美國之音從用24種語言每天播音30小時增加到用45種語言播音61個小時，宣傳部門用31種語言製作電影和紀錄片，用145個流動放映設備來播放，出版了600萬雜誌，1億冊海報，小冊子，以及宣傳冊，以此進行全球性的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