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冷戰開始走向緩和，對話成了當時國際環境中的主流。在斯大林逝世後，蘇聯開始調整外交政策，外交政策開始變得靈活，在西方國家麵前擺出新的姿態，西方國家中要求緩和以及進行對話的呼聲日益高漲。與此同時，美蘇雙方的實力對比發生巨大的變化，蘇聯的核力量開始迅猛的發展，並且擁有了洲際導彈，這使美國原有的核優勢不斷減少。麵對蘇聯的核威脅，艾森豪威爾政府倡導的“大規模報複”戰略並不能保證美國自身安全。如果美國對蘇聯使用核武器，可能導致美國本土遭受蘇聯的核打擊。因此，美國開始轉變對蘇聯的強硬態度，力圖通過與蘇聯就裁軍問題進行談判以限製和遏製蘇聯軍事力量的發展。
1945年7月16日，美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在看到原子彈爆炸試驗的巨大威力之後感歎道：“我們不能再冒險了。假如我們不建立（比戰爭）更為寬容和平衡的體製，世界末日將為期不遠。”但是8月份美國就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兩顆原子彈，造成總計約35萬人死亡。這種毀滅性的武器成為許多參與研製的科學家終身悔恨的事，卻成為美蘇強有力的外交大棒，圍繞著原子彈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軍備競賽。西歐則被夾在了美蘇核威懾之間。
1950年1月31日，杜魯門總統要求，在蘇聯擁有原子彈而且對美國的安全造成威脅的情況下，重新評估國家安全目標。這次評估的結果便是美國在冷戰中重要的文件之一，NSC68文件。在文件中，與蘇聯的核戰爭貫穿始末，文件認為蘇聯有足夠的原子彈儲備來襲擊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重要城市，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蘇聯擁有原子彈意味著“每一個人麵臨著毀滅的可能性”。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蘇聯的原子武器意味著美國被卷入了一場“致命的全麵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不但美國的安全受到了威脅，文明本身的命運也受到了威脅。
在美國，核戰爭的陰影籠罩在人們心頭，正如1951年美國國防部與國家教育委員會共同拍攝的國防教育片《躲避和掩護》中所說，“我們不知道核戰爭什麼時候會開始，所以我們必須為此做好準備”。但是到了1952年11月，美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顯示了比原子彈大幾百倍的威力。不久蘇聯也宣布擁有生產熱核武器的能力。核戰爭的陰雲籠罩在了西歐上空，西歐國家更加擔心自己會成為美國和蘇聯的核人質。
與此同時美國立刻意識到了核武器所產生的心理戰方麵的意義對其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政策製定者們意識到，核武器引起的恐懼可以使西歐意識到蘇聯軍事力量對世界產生的威脅，但是也可能在西歐引起恐怖、驚慌和冷漠。
因此，從1954年起到1957年，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加拿大就原子能問題展開了一係列談判，談判主要涉及三個主題，裁軍、以和平方式使用原子能以及核禁試。但是，正如許多曆史學家所注意到的那樣，這些談判主要是為了取得心理戰的效果，美蘇提出的許多建議目的都是為了讓對方拒絕，本質上並沒有誠意或者現實的可能性。
整個1953年，剛上台的艾森豪威爾政府都在準備製定其國家安全戰略。艾森豪威爾想要削減國防開支，這就必須依靠核武器的威懾力量以及要求盟國承擔更多的防務義務。與此同時，艾森豪威爾意識到即使是適度的國防開支也有賴於民眾的支持，尤其是在冷戰時期。財政部長喬治·哈姆福瑞解釋道，“政府致力於在使經濟恢複正常的同時做長期的準備。”艾森豪威爾本人在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中說道，“你可以使美國民眾情願犧牲一年，兩年甚至三年，但是卻不能讓民眾無限期地作出犧牲。”政府還擔心蘇聯的靈活策略以及不斷增長的核力量會削弱美國盟國的意誌，使其無法抵製蘇聯的擴張，與此同時，對於核威懾的恐懼可能會使盟國擔心會被卷入核災難，因而采取更加中立的政策。
但是，如果政府強調民眾現在正生活在“核災難的年代”，需要他們為國家安全作出物質上的犧牲，這樣就會在國外引起災難性的後果，就會強化歐洲各國的恐懼，使歐洲各國認為自己已經被卷入美蘇的核災難當中。因此美國政府需要向世界證明自己致力於和平，並非想要延長冷戰。因此在整個1953年艾森豪威爾和其助手們都在計劃如何協調心理戰的這兩個方麵，一方麵使國內民眾意識到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另一方麵又向歐洲盟國提供某種希望。因此，對於國家安全戰略專家們來說，很有必要借助於西歐對於核武器的恐懼而大做文章。
事實上自從原子彈誕生之後，美國一直借助公共關係戰略來控製原子彈的國際影響，為了減少人們對於原子彈的恐懼，從40年代末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 便致力於向公眾解釋原子能帶來的正麵影響。由於蘇聯對有關核武器的信息控製得非常嚴密，因此世界各國大都依靠美國才能獲得關於核武器的發展以及核武器所帶來的後果等信息，而這也有助於艾森豪威爾政府上台後，通過係統的有計劃的行動，利用“核恐怖”進行了一場全麵的心理戰。
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爾在聯合國發表演講，建議美國和蘇聯各自向聯合國的國際原子能機構上交一定數量的核裂變物質，並且將這些上交的核裂變物質用於農業、醫療以及發電等和平用途。艾森豪威爾認為這將是實行軍備控製的一種新途徑，是進行“和平討論”的新渠道，並且將會增加大國之間的信任，從而使大國之間達成更多實質性的協議。艾森豪威爾的演講得到了雷鳴般的掌聲。這便是著名的《原子彈為和平》演講。
需要指出的是，艾森豪威爾的演講隻是這個心理戰的開始，其體現了艾森豪威爾對於“完美的心理戰”的看法：由白宮發起，受到外交和政策各部門支持，由美國新聞署進行宣傳，由各行政部門采用，受到無數的私人和組織的幫助。
盡管聯合國大會熱切地接受了艾森豪威爾的建議，但這卻對軍備控製沒有什麼貢獻，因為這次演講的本意並不在於以和平方式使用原子能，而主要是為了取得宣傳效應，目的是要影響國際輿論。一方麵，這是為了對抗蘇聯的和平姿態而提出的一個看似現實但蘇聯領導人肯定會拒絕的提議。正如C.D. 傑克遜在此演講發表後的第二天所說，“總統的建議對蘇聯的和平宣傳的壟斷構成了直接的挑戰。”另一方麵，這是針對西歐和國內民眾進行的心理戰策略。美國希望借此來打消西歐對核武器的恐懼，通過大量的宣傳將民眾的擔心從大規模核報複上轉移開來。艾森豪威爾要向西方表明美國爭取和平的決心，但又不能損害美國的戰略優勢，不能提供現實的和平機會。而這一點也在1954年的NSC162/2中得到證明：美國應該繼續采取主動，對於建設性的解決方案和國際合作提出建議（例如，原子彈為和平），以便使蘇聯采取守勢，從而（為美國）在鐵幕兩邊贏得公眾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