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一直是美國的主要目標,因此美國在西歐學生身上下了很大工夫。一些美國學生出席了1946年布拉格第一屆世界學生代表大會,他們於翌年組成了全國學生聯合會(下稱全國學聯),以便在世界講壇上代表美國學生講話,全國學聯準備參加成立於布拉格會議之後的國際學生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IUS,下稱國際學聯),並且表現出親共立場。這時,美國全國學聯的一些成員就聯合其他非共產黨學生團體組成另外一個國際組織,國際學生大會(ISC)。這個反陣線組織很快就針對蘇聯一手操縱的國際學聯製定出了相當嚴峻的、冷戰時期的作戰計劃。
全國學聯的國際行動計劃得到了幾個基金會的資助,這樣,全國學聯就得以舉行一年一度的國際關係討論會,為外國學生提供獎學金,並把它的國際部代表送到國外。此外,還製定了其他計劃,為美國學生代表團提供經費去參加共產黨主辦的世界青年聯歡節,在台上對嚴峻的蘇聯路線和反美路線加以反擊。反擊的方式包括向發言者提出挑戰、跳上講台與發言者辯論、開著車隊從維也納的聯歡節會址出發,一直開到匈牙利邊境,使來自第三世界的夥伴們看一看把快樂的匈牙利人圈在社會主義天堂裏的鐵絲網和警犬,而這些活動都有美國人參加。
這些國外行動計劃大都需要美國國內的公開組織與民間組織予以合作。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有數千名美國人自願幫忙。由知名人士組成的委員會出資開設電台,支持歐洲、中東和亞洲的流亡者組織、文化組織及政治組織的各項活動。很多人自願參加這些組織的工作。勞工組織和學生組織為此募集經費,以便提高為歐洲學友和工友進行活動的能力。但是這些“應招者”沒有一個是通常意義上的“特務”。他們隻是當時反共運動大軍的資源合作者,隻有少數人知道這些活動與中情局的瓜葛,而在這少數人當中,隻有極少數是在中央情報局領取薪金的。
在掩蓋所有這一切活動的官方主辦的性質時,主要問題是如何為有關經費的來源進行保密。舊的基金會被轉變成謀求“私人”饋贈和捐助的渠道,同時又建立一些掛名的基金會來達到同一個目的。但是這種做法被證明是安全問題上最薄弱的環節。為了使經費的最終來源保密起見,許多基金會由於它們的撥款而被弄到一塊。這樣,如果一家基金會受到懷疑,隻需查一查國內稅務局的記錄,就會迅速解開神秘的資金來源。
1967年,《抵禦》雜誌揭露了中情局在國際學生聯合會所進行的隱蔽活動,這加速了中情局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失敗,使幾十個類似的隱蔽活動也暴露出來,而這些活動的財政預算高達幾百萬美元。這幾百萬美元的活動,在中情局內部被稱為“萬能的伍裏茲”,是美國在冷戰期間為了挑戰蘇聯的宣傳和影響而在青年人、工會、知識分子、藝術家、學者、婦女、法學家、編輯等等知識和藝術階層進行的一係列活動。
在被暴露後不久,國際學生大會的官員承認了與中情局有聯係,但是拒絕承認其所承擔的任務的細節。在荷蘭萊頓,國際學生大會的協調秘書處發表聲明否認和中情局有聯係,官員們宣稱不知道有任何證據表明這個組織的基金來自秘密團體,而且國際學生大會的基金從未被用於民主決策之外的任何活動。但是,1969年國際學生大會和其協調秘書處的解散卻表明事情並非如此。
曆史學家邁克爾·華納(Michael Warner)根據中情局的解密文件得出結論,在馬歇爾計劃執行期間,中情局開始對民間團體感興趣,這在NSC 10/2 文件中有所體現。NSC 10/2 文件建立了政策協調處(OPC)以加速美國對蘇聯和東歐的反心理戰。令人驚訝的是,華納用了“間諜”這個詞來表明中情局的角色不僅僅是提供資金。
事實上,1949年到1950年,美國政府的興趣主要在於在學生領袖中形成一種共識,以此挑戰由蘇聯支持的國際學聯。1950年,在斯德哥爾摩會議舉行前的六個月,中情局的政策協調處提供資金的計劃已經在支持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的學生組織了。
1950年10月斯德哥爾摩會議之後,1951年11月之前,中情局逐步改善與全國學聯的關係,包括為全國學聯提供直接的補助以及為其成員提供培訓。與中情局的聯係使得全國學聯內部發生了許多變化,也使國際學生大會與全國學聯的關係複雜起來。除了給全國學聯提供資金以外,中情局在這一期間還試圖與拉丁美洲和南亞的非共產黨學生領袖建立聯盟關係。
在第三階段,從1952年1月起,中情局開始著手建立協調秘書處,直到1952年8月建成。中情局成立了一個慈善機構,通過這個機構能夠更容易地將錢轉到國際學生聯合會和國際學生大會的賬戶上,而且還在協調秘書處安插了一個美國人來代表國際學生聯合會和中情局的共同利益。
自從1952年起,中情局開始通過一些隱秘的基金會不僅資助美國國內而且資助西方國家的學生組織,如非政府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國際聯盟(IUSY),等等。
從國際學聯成立的那一刻起,美國就想成立一個反對組織。但是卻遇到了許多障礙。國際學聯的宗旨是為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想重蹈老一代人引起二次世界大戰的覆轍。歐洲的學生會和國際學聯也獨立於蘇聯,不想看到學生運動分裂成兩個部分或者反映出冷戰的格局。此外,國際學聯的資金很充裕,還包括一個設在布拉格的協調秘書處。其每年都召開有50多個國家的學生參加的學生大會或學生節,出版發行量相當廣泛的《國際學生新聞》,為外國學生代表團訪問蘇聯提供資助,而且還讚助許多援助和重建項目。除此而外,在歐洲以外,國際學聯也受到了廣泛的支持,任何想要挑戰國際學聯權威的國際組織必須要能夠得到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和中東的學生領袖們的支持。國際學聯還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它支持反殖民運動,而這些地區則是學生領袖輩出的地方。相反,西方學生陣營包括英國、法國和低地國家,都是殖民國家,因此使這些地區的學生組織與殖民地國家的學生組織建立聯盟更加困難。最後,地理上的距離使得西方學生領袖不可能在國際學聯舉行的會議上討論他們的觀點,因為旅費太昂貴,他們缺少資金。而國際學生大會的成立則有效地改善了這一對美國不利的局麵。
美國軍方、國務院以及中情局,通過其政策協調處,在國際學生大會(ISC)的形成和發展階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前麵提到的,在馬歇爾計劃實施過程中,中情局就開始對私人團體頗感興趣,而且根據NSC10/2文件成立了中情局的政策協調處,以便加快美國對抗蘇東集團和共產主義的心理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