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羅瓊梅嶺初春時節民工荒，從2004年開始已成為保留節目，除了去年。
去年的新聞是金融危機後，企業紛紛金蟬脫殼關門“走廠”，剩下一堆憤怒而無奈的工人。
最後一根稻草就這樣壓在了已日趨脆弱的農民工供應鏈上。
隨著人口出生的逐漸減少，這根供應鏈條將無可回避地走向細弱。盡管這一拐點會出現在哪一年研究者尚在爭論之中，但一個顯而易見的共識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斷取之不盡，而是越來越有限供應。
加速這一趨勢的是，長久以來，這個龐大而卑微的群體共同製造著中國經濟的奇跡，卻無法得到足夠的關懷與安全感。
當內陸經濟日益蓬勃，尤其是在4萬億刺激計劃之後一派熱火朝天，勞動力需求大為增加，而沿海的工資僅憑一兩百元的微弱優勢難再具有足夠的吸引力時，即使出口已經從萬戶蕭疏轉而複蘇回暖，但那些漂泊異鄉的農民工還是開始了用腳投票，以毫不留戀的姿態離開。
對工人的爭奪，正發生在工廠與工廠之間，內地與沿海之間。而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工們，已經在新的人生觀指引下，呈現出了比父輩們更為多元的選擇。又聞民工荒，而且似乎一年比一年凶猛——不少媒體根據一些城市勞動部門的數據簡單計算說，珠三角眼下缺工200萬人，比過往的任何一年都更為嚴峻。
而此時，雖然出口在不斷回暖，但統計數據表明全年中國出口依然是負增長，這說明訂單並未達到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
出口訂單並不比此前更多，為什麼會出現規模更大的民工荒？它的背後，是中國經濟正在悄然發生的怎樣的深刻變化？
民工荒是個“偽命題”
短短一個星期內他們就招到了300名普工，“全是女工”，“簡直比國足踢贏巴西隊還讓人吃驚！”並不是所有人都難以招工，宇龍通信公司的人力資源經理陳華平就比較輕鬆。
短短一個星期內，他們就招到了300名普工，“全是女工”。智通人才市場的李秋明總經理一臉羨慕地在旁說道，要招300名男工不難，但在普工這塊要一次招300名女工，“簡直比國足踢贏巴西隊還讓人吃驚！”
沒有任何秘密，最重要的武器便是工資。
1月，宇龍通信將生產基地從深圳搬到東莞鬆山湖科技產業園，僅僅帶著幾名資深員工準備培訓當地招來的新工人，結果卻發現100多人的招工計劃隻來了 27個。宇龍通信不得不開出了1600元到2400元的普工薪酬——這被他們稱為“深圳待遇”，比當地許多企業要高出一大截。“能跟我們比的隻有華為”。
當時，他們開出的底薪是1000元，而隔壁一家公司的月薪是770元。招聘的牌子剛打出去，馬上就有員工跑過來。第二天，隔壁公司的底薪就漲到了800元。
宇龍通信如此“財大氣粗”，底氣在於3G市場的火爆。
這家以“酷派”智能手機在國內3G市場中嶄露頭角的通信製造商，在金融海嘯期間迎來了市場高速擴張期。此前每年的手機產量僅為20萬部左右，但到了 2008年10月份以後，隨著3G市場的開發和營銷模式的拓展，這個數字變成了50萬部，而每一部手機帶來的利潤空間，也遠遠超過那些鞋子、內衣微薄的出口利潤。市場紅火，工人就成了賺錢的關鍵。
目前，公司共有工程技術人員1000多名，生產線工人1300多人。為了留住他們，公司“下足了血本”： 在鬆山湖生產基地的280畝廠區中，廠房麵積隻占10多畝，其他的土地公司打算建足球場、籃球場以及閱覽室等設施；而在員工的公寓裏，獨立衛生間、太陽能熱水器和寬帶網絡一應俱全，“宿舍裏本來打算裝電扇，員工說太熱，結果老板一句話全部換成了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