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君
王國維認為“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學小言·六》）。楊萬裏之所以能在南宋詩壇步入四大家的行列，與他高尚的人格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所以黃升說他“以道德風節照映一世”（《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二）。
楊萬裏一生安貧樂道，淡泊名利。羅大經雲：“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曹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須赤腳，才三四人。”（《鶴林玉露》卷十四）他曾說：“仁者安其固然，故不憂。”（《庸言》）他一生“以進德修業為樂”（《庸言》），一再聲稱“道也，樂之實，樂仁義是也”（《心學論·樂論》）。他追求的人生樂事，非榮華富貴、高官厚祿，而是既有收複失地的美好願望，“誓取胡頭為飲器，盡為遺民解椎髻”（《跋丘宗卿見贈使北詩五七言一軸》），也有“杜老吟邊樹，山公醉處池”（《和濟翁見寄之韻》）的閑逸。他的一生，視功名為草芥，視利祿為敝履。即使為官時期，過的也是“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徐璣《投楊誠齋》）的生活。他讚揚那些擺脫庸俗，不言功名利祿的人物，“先生恥言利，家徒四壁”（《陳先生墓誌銘》）。他心胸開闊，氣度恢宏，不以仕途得失為意，“我本山水客，淡無軒冕情”（《明發陳公驛經過摩舍那灘石峰下》），“金印係肘大如鬥，不如遊山倦時一杯酒”（《遊蒲澗呈周帥蔡漕張舶》）。
剛正不阿，誠實磊落，耿介敢言，這是楊萬裏人格的又一特點。周必大說：“友人楊廷秀，學問文章獨步斯世。至於立朝諤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當求之古人，真所謂浩然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塞於天地之間者。”（《題楊廷秀浩齋記》，《周益公文忠公集·省齋文稿》卷五）同時代人對他稱仰備至：“脊梁如鐵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皺眉。”（《南宋群賢小集》）楊萬裏對儒家理想人格的“誠”特別推崇，“誠”作為理學範疇，它的字麵原始意義具有真誠、無妄、純正、專一等含義。《孟子·離婁上》雲：“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也。”“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楊萬裏發揮了儒家這一傳統的倫理思想，認為“遁而誠為好遁，隱而偽為素隱。好遁者如女子好色，素隱者鄉原德之賊。隱而偽不若不隱而誠矣。”（《楊氏易傳》卷九）“有敗詐，無敗誠。”（《庸言》）很明顯，“誠”是與“偽”、“詐”對立的。楊萬裏認為“天行健，健即誠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且不息亦誠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誠齋易傳》卷一）“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實，實在質……誠之心充實。”（《誠齋易傳》卷三）“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誠齋易傳》卷一）孟子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孟子·盡心章句下》）楊萬裏在《庸言》中也強調“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的傳統思想。
楊萬裏對竹、菊很稱頌，“蓋君子於竹比德焉，汝視其節，凜然而孤也。所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者歟！汝視其貌，頎然臒也，所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者歟！汝視其中，洞然而虛也，所謂回也，其庶乎屢空，有若無者歟！故古之知竹者，其惟夫子乎！”（《清虛子此君軒賦》）再看《多稼亭前黃菊》：“危亭俯涼囿，落葉日夜深；佳菊獨何為？開花得我心。韻孤自無伴，香淨暗滿襟；根器受正色，非緣學黃金。獨違春光早，而俟秋寒侵；豈不愛凋年，坐令淹寸陰？奈此清苦操，愧入妍華林。向來朱碧叢，亦複悴斯今。清霜慘萬象，幽芳耿森森。持以壽君子，聊爾慰孤斟？”
費爾巴哈說：“人是在對象上麵意識到他自己的，對象的意識就是人的自我意識。”（《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詩人在晚秋的菊花中找到了自己人格的對應物，於是以一腔熱情來寫，不知我為菊，菊為我。詩人極力讚揚菊花孤高自傲，不媚流俗、正氣凜然的節操。黃菊不開於陽春，獨放於秋寒之時，這不正是詩人不隨波逐流的寫照？黃菊清苦的氣節不正是詩人淡泊名利、蔑視富貴的靈魂？黃菊孤獨無伴，不正是詩人堅貞自守、孤高自傲的人格？黃菊淩寒而開，不正是詩人犯顏直諫、傲岸不屈的意誌？詩人的人格精神與黃菊的完美融為一體。無怪乎光宗皇帝也稱讚“楊萬裏也有性氣”（《鶴林玉露》卷五）。
忠貞報國，關心百姓，這是楊萬裏人格的又一突出特點。朱熹《答楊廷秀萬裏》曰：“時論紛紛，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屬心，切冀眠食之間，以時自重，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遊，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有不少研究者根據這封信便認為楊萬裏不關心現實，實在是以偏概全。人的感情世界是複雜的，朱熹隻是希望他不要讓超然物外的胸襟掩住其憂國憂民之情。
楊萬裏一生始終關心國家的命運，但他基本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並不是說他家居時沒有關心現實的詩作，而是指他的立身處世而言。楊萬裏曾慨歎：“補天煉石無虛日，憂國如家有幾人。”（《送徐宋臣監丞補外》）再看《讀嚴子陵傳》：“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