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議對
一
古代韻文，從較大範圍上看，所指當為古代一切有韻之文，無論詩或者非詩，都包括在內，此乃與無韻之文——散文相對而言；而從較小範圍上看，所指則為韻文中之詩，並不包括非詩之韻文，具體地說，就是詩、詞、曲以及歌賦。因此，一般將其當做古代詩歌（Classical
Poetry）看待。
古代韻文作為一門必修科目而被列入大學教程，這在具有古老傳統之中國，雖並非絕無僅有，但就當前狀況看，卻甚為難得。因為自從1949年以後，內地各高等院校均不開設古代韻文這門課，原有詩選、詞選或者詩詞選，亦被並入有關古典文學科目，作為文學史進行講授。半個世紀以來，所謂教授不教，學生不學，古代韻文一直未能走上大學講台。前幾年，在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上，孫軼青、範靜宜、傅璿琮、張常海、張西洛、沈鵬聯合發言，曾提出建議：“大學中文係應設詩詞必修課，中文係畢業的學生應該學會創作符合格律的詩詞。”這建議至今尚未實現。台港二地，個別院校據說仍然堅持韻文教學，並要求學生進行寫作訓練，亦尚未全麵推廣。
半個世紀以來，兩岸四地——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由於不學詩所造成的後果，已是明顯可見。在寫詩填詞方麵有關問題，拙文《新聲與絕響——從澳門看詩詞創作狀況及前景》曾加以披露。這裏著重說品詩論詞問題。這一問題可以從出版狀況得到反映。但整個出版界，包括所有圖書市場，真不知從何說起，隻能粗枝大葉，說點觀感。我以為，從時間推移看，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有關古代韻文之出版，如以具體出版物為標誌，似依照下列程序進行：
出版界這一程序之推進，既因應社會需求，亦體現古代韻文讀與寫之實際水準。20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初期，經過反右以及教學改革，古代韻文逐漸喪失地盤，而有關專門家並未退下陣來，出版界仍以刊發各種經典讀本為主。例如人民文學出版社所推出一套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包括餘冠英《詩經選注》《漢魏六朝詩選注》，馮至、浦江清等《杜甫詩選》，錢鍾書《宋詩選注》等，皆堪稱典範。有一位從事研究及出版工作四十餘年之學者謂，該叢書“對我們一代人是起了培育、輔導作用的”（傅璿琮語）。這當是實情。但是，20世紀70年代末及80年代之後，鑒賞熱興起，“馬二先生”領導出版新潮流，情況即發生較大變化。一方麵，連炒帶抄，原有作品之解讀，被變成詩學辭典；另一方麵，立異標新，本來詩學之發明，被換上玄學包裝。這一變化，不僅將一片片薄瓦變巨磚，令人不勝負荷，而且詩詞本身也不知道被變到哪裏去了。這當也是實情。這一狀況之出現，除了社會環境影響以外，相信與高校教學有關。因為韻文被當做文學史講授，盡管亦提及作品，卻比較注重時代背景及作者生平，往往以史代詩，將文學課變成曆史課或一般政治常識課。加上老成凋零，新一代接不上，自然另找出路。這就是我所說後果。
二
出版狀況，反映不學詩後果。從時間推移看，五十年間的狀況，大致有如上述。從空間轉換看，兩岸四地之大陸、台灣，再加上日本，有關狀況似乎亦可以為這一後果提供借鑒。這主要體現在讀與寫之方法、步驟上。如用一種不很恰當之比喻加以描述，我以為，古代韻文之讀與寫，其具體方法與步驟，在目前之中國大陸、台灣以及日本，通常以下列三種方式出現，即：地上爬、空中走、天上飛。三種方式，一種是爬格子，著眼於考據；一種是倡高論，偏重於義理；一種則為二者之折中，考據、義理都來得。三種方式，各有所長，不必多予評判；至其所短，主要是偏廢辭章，則須加以探討。所謂提供借鑒，其用意即在於此。
先說考據。這是讀與寫之基本功，亦是產生經典讀本的基礎，未可忽視。以為地上爬，相信並無貶意。而且，就目前趨勢看，人腦與電腦結合，其前景當無法估量。但是，有些考據是否有用，卻值得懷疑。我看過一篇碩士論文摘要，有人比較研究五代詩詞，從語言入手進行分析歸納。為比較總體風格，將五代詩詞語言分為天文、時令、地理篇，人事篇，形體、服飾篇，稼穡、農桑、草、木、花、果篇，禽、獸、蟲、魚篇，宮室篇，樂律、器用、法寶篇及采色篇。為比較個人風格，再將韋莊、張泌、和凝、李後主、歐陽炯、孫光憲、牛嶠、牛希濟、李珣、顧瓊等人詩詞語言加以規劃。研究結果，謂詩詞之間語言，可分為詩用詞不用、詞用詩不用及詩詞皆用三部分，並通過表達方式及出現次數，說明詩詞皆用，亦有異同，以為可證實“詩莊詞媚”以及“詩之境闊，詞之言長”這一論斷。實際上，此乃將韻文當語文，進行一般分類、統計，而不將韻文當韻文。此一分類、統計，未必有助於讀與寫。這就是對於辭章之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