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
“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後一刻，我還深以留在台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隻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懷抱。”
天安門城樓上張治中進獻諍言
當人民共和國第18個誕辰來臨的時候，中國由於“文化大革命”發動，出現“打倒一切”和混亂無序的狀態。
仍是一年一度的國慶節。1967年國慶節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仍是幾十萬群眾的歡慶。
一位年已近八旬的老者拖著沉重虛弱的身子，雖然不能一步步地走上那高高的城樓，但他仍堅持要出席國慶大會，被警衛員用手推車送上天安門城樓。
他在城樓上見到了毛澤東主席，並直言不諱地說：
“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們跟不上！現在被打倒的幹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這是這位老人一生中對毛澤東最坦率、最嚴厲，也是最後的批評了。
在當時個人迷信極端盛行，毛澤東已被林彪等人捧成神的年代，一言不慎，可以招來殺身大禍。而這位老人竟敢如此“不識時務”地批評毛澤東，那實在讓人感到他了不起了。
這位老人是誰呢？
他就是有名的張治中先生。
張治中，1890年生，安徽巢縣人，原名本堯，字文白，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曾任黃埔軍校學生團團長、學生總隊隊長、軍官團團長。1926年參加北伐，曾任武漢軍分校教育長兼學兵團團長。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曆任國民黨第五軍軍長、第四路軍總指揮、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上海八一三抗戰。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他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青團書記長。1945年，任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這樣一位國民黨政府的封疆大吏是怎樣與共產黨建立起關係的呢？
張治中與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交往是從張治中到延安開始的。建國初期，毛澤東為張治中向初次見麵的人介紹時常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舉國同慶，張治中卻悶坐在家中，鬱鬱不樂，因為他敏銳地感覺到內戰一觸即發。他盱衡全局，建議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來商談國事，蔣連續三次去電邀請，中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作為中共應邀代表，參加重慶談判。
於是，蔣介石委派張治中作為他的代表，偕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於8月27日乘飛機首次飛抵延安。第二天就順利陪同毛澤東到達重慶。
當時國共兩黨呈勢不兩立之勢。毛澤東到重慶，如入虎穴。周恩來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問題費盡心血。他原想讓毛澤東以紅岩辦事處作為起居、工作及活動中心，但紅岩地處偏僻，周圍特務密布，上下石級又多，很不方便。至於周恩來自己在曾家岩50號的住處，因地方狹小，亦不合用。
最後，周恩來看中了上清寺桂園張治中的官邸，那兒離周恩來的住處及紅岩新村都不遠，房舍及設備也較合用，地處馬路旁，汽車進出也方便。
周恩來一開口，張治中表現出友好合作的誠意，馬上將全家搬到複興關中訓團內一所破舊狹小的平房去住。毛澤東身邊隻有一個警衛員，難以承擔保衛任務，張治中表示政治部有警衛員，大多是他家鄉的子弟兵，可以承擔此重任。後經周恩來研究，決定讓憲兵承擔這一任務。
張治中又馬上找到憲兵司令張鎮，問題很快便解決了。
經過43天的談判，國共雙方於10月10日在桂園簽訂了《雙十協定》。
在談判後期，曾有流言說國民黨特務將加害於毛澤東。周恩來很不放心，9月底找到張治中，向他表達了毛澤東想早點簽訂協定、盡早返回延安的想法。並對張治中說：“讓毛主席一個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
張治中慨然說：“我既然接毛先生來，當然要負責送他回去。”
解放後，周恩來同張治中談起往事時說：“你那次答應護送毛主席後，我才放下心來，不然，真吃不下，睡不著。”
10月8日晚，張治中還在軍委大禮堂為毛澤東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歡送宴會。邀請全體參政員和重慶文化界、新聞界及黨政軍各方人士500多人參加。宴會上，張治中還致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歡迎詞。
兩次接送和在重慶相處這段時間的交往，使張治中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張治中同毛澤東已建立起了一定的私人感情。
10月11日，張治中坐專機親送毛澤東返回延安，在去機場的途中，毛澤東對張治中說：“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返回延安的當晚，中共中央為張治中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賓主盡歡。
第二天，張治中飛返重慶，毛澤東親自送他到機場。路上，毛澤東又一次稱讚張治中說：
“你為和平奔走是有誠意的，你把《掃蕩報》改為《和平日報》，把康澤搞的集中營撤銷了，是不簡單的。”
而張治中對毛澤東的態度的印象，則正如他在建國後撰寫的回憶錄中所講的：“1945年以前，我對毛澤東沒有什麼印象，相反的，由於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使我對他有過懷疑，懷疑他究竟具備了什麼條件能夠做共產黨的領袖。但是從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與他會麵之後，他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後多接觸一次，印象就加深一次。”
毛澤東所具有的接近群眾、平易近人、謙遜踏實、雍容大度的政治家風采，與蔣介石那高傲、獨裁、多疑的性格形成明顯的對比。張治中長年在蔣介石身邊，他不能不感到這一點。
1946年3月4日，國共軍事三人小組飛抵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和數十萬群眾的熱烈歡迎。
張治中在歡迎晚會上樂觀而幽默地說：“我這次到延安來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爾利一起來接毛主席到重慶去談判，第二次是簽訂了《雙十協定》後護送毛主席回延安來，這次是為了整軍方案的落實又到延安來了。你們將來寫曆史的時候，不要忘記張治中三到延安這一筆呀！”他的話引起了掌聲和歡笑，以後傳為曆史佳話。
張治中講完話後坐到座位上，毛澤東笑著對他說：“你將來也許要四到延安，怎麼隻說三到呢？”
張治中說：“和平實現了，政府改組了，你們就會搬到南京去了，延安這個地方不會再有來的機會了”
毛澤東說：“是的，我們將來是要到南京去，不過聽說南京很熱，我怕熱，希望長住在延安，開會才到南京去。”
隨後不久，全麵內戰爆發。被譽為和平將軍的張治中先生的和談生涯也就告了一段落。但很快，國民黨兵敗山倒，呈現出分崩離析的狀態。為了挽回殘局，國民黨方麵又派張治中於1949年4月上旬到北平參加國共兩黨的和談。此次張治中來北平和談是硬著頭皮來的。因為這一和談是不可能達到國民黨方麵的目的的。中共提出八條，旨在摧毀國民黨在大陸上的統治，而國民黨方麵則做著隔江而治的美夢。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當時為了爭取時間和輿論，和談又必須進行。
張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團來北平後，毛澤東很快於1949年4月2日會見了參加北平和談的國民黨首席代表張治中。
毛澤東一見到張治中，就笑容滿麵地握著手說：“謝謝你1945年到重慶時的熱情接待。”然後，又關切地問了張治中一家人的情況。
那一天，毛澤東同張治中平靜地談了許多話，就戰犯問題、組建聯合政府問題、今後國家建設問題，交換了意見。
4月12日，國共雙方和談基本結束，中共方麵提出《國內和平協定草案》與南京政府所希望得到的相差甚遠。國民黨政府表示拒絕接受，人民解放軍很快發起了渡江戰役，解放了南京。
和談結束後，國民黨的和談代表基本上都願意留在北平。隻有張治中強調自己要回去“複命”。
中共代表周恩來、李立三、林伯渠了解了張治中的思想狀況後，一起來勸駕。
周恩來十分懇切地對張治中說：
“你們無論回到南京、上海或廣州，國民黨的特務是不會有利於你們的。西安事變時我們已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上海地下黨還把張治中的夫人和女兒接到了北平，張治中便再也不提出回去複命之事了。他終於留在了北平。
從此，張治中結束了他一生的和談的曆史，揭開了他為新中國努力工作的一頁，也開始了他與毛澤東交往的新一頁。
此後，張治中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委托，為和平解決新疆問題做出了重要貢獻。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張治中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在開國大典上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目睹中國人民站立起來的這一幕，心中感慨萬千，充滿著激動幸福的情感。
50年代，張治中因參加國事活動多次登上天安門城樓。他也多次陪同毛澤東外出考察。他看到人民對毛澤東主席的愛戴，也親自見到和感受到毛澤東那待人的真摯、親切、謙和、寬宏大度、爽快率直，張治中由衷地表示欽佩。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說過：“人不交幾個黨外朋友怎麼行？我的黨外朋友很多，周穀城、張治中……”因為毛澤東希望聽到不同聲音，所以張治中有時也給毛澤東提出批評和建議。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並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後，要發表公告。中央拿出的稿子隻有主席、副主席，56名委員沒有列上。張治中站起來說：“這是正式公告，關係國內外觀感，應該把56名委員的姓名也列上。”毛澤東聽了這意見後，表示：“這意見很好，這樣可以表現我們中央人民政府的強大陣容。”
1956年反右運動剛剛開始，張治中就直言：“現在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威信這樣高，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又巨大，誰還敢出來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呢？”言下之意，大規模的反右運動沒有必要。
整風反右是毛澤東發起的，張治中的這一番話，自然也包含了對毛澤東的批評和不同意見。
正是因為張治中是毛澤東的黨外諍友，所以能在1967年那樣的年代裏，在天安門城樓上那樣的場合，有如此巨大的勇氣敢於當著眾人的麵對毛澤東提出批評。
而毛澤東呢，當時也以寬宏的大度量無言地接受了張治中的問話，體現了他作為偉人不平凡的氣度。
兩年後，張治中逝世。
張治中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交往，是黨與非黨、無產階級領袖與國民黨要員交往的一個典範。
特赦戰犯“001”號登上天安門
1959年11月30日，一場大雪降臨到遼寧撫順城。田野裏，山岡上，一片白茫茫的。此時，在撫順戰犯改造所裏，一位個兒很高、帶著一副眼鏡，麵容清臒的中年戰犯，正拿著一張兩個月前出版的《人民日報》在仔細一字字地閱讀、磋磨。
這張《人民日報》的頭版顯著位置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關於提請特赦戰犯的建議、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的關於特赦確實經過改造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特赦令。同時，這張報紙還配發了《改惡從善，前途光明》的社論。
戰犯改造所的戰犯們，一雙雙眼睛盯住了特赦令的第一條。第一條的內容是：“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戰爭罪犯，關押了10年而確已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這位中年戰犯心想：有誰能得到釋放呢？當別的戰犯問他“能否首批獲赦”時，他總是照直回答：“有誰也不能有我”“我不行，我的罪惡嚴重，論表現我也不比別人強。我還不夠特赦的條件。”
這位中年戰犯就是末代皇帝――溥儀。
隨後幾天，戰犯們在管理人員的組織下，把院內和道路上的積雪全部清除得幹幹淨淨。12月14日上午，撫順戰犯改造所首批特赦戰犯大會隆重召開。大會由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讀特赦人員通知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1959年度赦字001號”，即國內得到特赦的第一名戰犯的名字，落到了溥儀身上。
首批特赦溥儀，不但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出乎同監戰犯的意料，似乎戰犯管理所的幹部，乃至更高層的負責同誌，開始的時候也沒這種認識。這是毛澤東、周恩來在研究戰犯處理問題的彙報會議上，首先提出了溥儀的名字，並認真聽取了有關情況以及溥儀本人的學習改造情況，他們據此作出了第一個特赦溥儀的決定。
溥儀的雙手捧過特赦通知書時，已成了淚人。
1959年12月9日，一個微有寒意的初冬早晨，在新華社攝影記者的快門聲中，溥儀從撫順返回到闊別35年的北京。
回到北京後的第五天，12月14日，周恩來和陳毅等領導同誌即會見了溥儀。
不久，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他先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園工作，後又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
1961年10月1日，溥儀第一次參加國慶觀禮活動。
那是他在特赦後第一次登上天安門觀禮台。
那天，在晴朗的天安門廣場上空，迎風飄動的大氣球高懸著巨幅標語：
“艱苦奮鬥，勤儉建國！”
“加強農業戰線，戰勝自然災害，力爭農業增產！”
“增產節約，生產更多更好的工業產品！”
工人隊伍抬著鋼鐵聯合企業的模型，開著盛滿煤塊的彩車。
農民隊伍則以沉甸甸的大穗紅高粱、金黃色的稻穗、一尺多長的玉米棒，在彩車上垛起巨大的糧堆……
工人農民通過各種形式表達自己戰勝困難的堅強信念。
站在西觀禮台上的溥儀，看見眼前的一切，覺得那麼新鮮，快樂。
溥儀作為清王朝的末代皇帝登基時，隻有三歲，而當時清王朝的氣數已盡。因此，溥儀並沒有體會過一個皇帝在天安門發布詔書時的威嚴和隆重。現在，他經過改造特赦後，作為人民共和國的一位公民，能登上天安門觀禮台，是一種多高的榮譽呀。
此後，溥儀每年都收到周恩來給的重要節日招待會和觀禮活動的請柬，並多次登上天安門觀禮台。
1965年國慶節期間，發生了末代皇帝溥儀與末代總統李宗仁的曆史性握手的一幕。國慶節那天上午，溥儀參加了天安門的國慶典禮。晚上，又到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焰火。溥儀十分珍惜這次國慶期間的觀禮活動。他特意在一個大白色的信封內存放有關這活動的幾件實物：有邀請出席招待會的紅色請柬，有說明本人席位所在區、桌的附條，有帶燙金國徽圖案的招待會菜單，有證明觀禮資格的紅綢布條觀禮證，有說明觀禮注意事項的通知。其中最有紀念意義的，還是那張由周恩來署名的紅色請柬，上麵寫道：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六周年，訂於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七時，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招待會。
敬請
光臨
周恩來
在溥儀看來，請柬上的“周恩來”三個字是那麼偉大，那麼親切，那麼莊重！
第二節天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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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在天安門城樓主席台上，與毛澤東主席站在一起，露出了高興的表情。
1959年10月1日，赫魯曉夫第二次登上天安門城樓。
赫魯曉夫對中國領導人心懷不滿。
赫魯曉夫知道不是毛澤東的對手，就尖著嗓子叫喊：“我明白，你們要標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
赫魯曉夫悻悻回國了。在回國途中，他在海參崴誣蔑中國“像好鬥公雞一樣熱衷於戰爭，蓄意擴大事端”。
終於，戈爾巴喬夫邁出了曆史性的一步，踏上了擁有960萬平方公裏領土、5000年文明曆史的中國的土地。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時間，跨越了30年的鴻溝！
毛澤東主席一麵檢閱隊伍，一麵與斯諾交談，氣氛顯得十分融洽。
外賓在城樓上伸出大拇指
1956年9月30日，北京是一個多雲的陰天，不時下起一陣陣小雨。然而，在北京卻已披上了節日的盛裝。
人群、汽車、鮮花、旗幟……向通往機場的街道彙集。
人們穿起了節日的盛裝，笑著，喊著，向前擁去；人們敲著鑼鼓，吹著嗩呐，向前擁去。
手裏搖著旗幟的歡迎者的隊伍，密密層層地排列在街道兩旁。
大街上，懸掛著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國旗。
在許多交通要道，豎立著高大的彩牌樓和標語塔。上麵寫著：
“向蘇加諾總統致敬！”
“中國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誼萬歲！”
從新華門前的西長安街起，經過西單、經過西四牌樓、經過阜成門、蘇聯展覽館、動物園，一直延伸到西郊機場。
西郊機場上，人山人海，彙聚著1萬多名群眾。他們在等候著印度尼西亞貴賓的到來。
在等候的人群中，有一位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他就是毛澤東同誌。
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貴賓的機會不多。他今天來機場迎接，足可見貴賓身份的高貴，他就是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
四架到中蒙邊境去迎接的飛機，護衛著總統乘坐的專機安抵北京。
天空響起了隆隆的飛機聲，4架客機於下午2點降落到了西郊機場。蘇加諾和隨行人員走出了飛機艙。
機場和遠近道上的人群，響起了一陣歡呼聲。
蘇加諾總統戴著黑色的民族禮帽，穿著一身三軍最高統帥的禮服，神采奕奕，英爽威武，笑容滿麵走下來。
毛澤東主席走到飛機跟前，和走下飛機的蘇加諾總統握手，表示歡迎。
毛澤東介紹蘇加諾總統與在飛機跟前的人們見麵。
蘇加諾總統先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以及副委員長宋慶齡、林伯渠、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賽福鼎，副總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先念，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龍雲，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以及其他方麵有關負責人章伯鈞、陳嘉庚、鮑爾漢、張聞天和黃鎮等人一一握手。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都已來到了機場。
軍樂隊奏起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國歌。
接著，蘇加諾總統由毛澤東主席陪同檢閱陸海空三軍儀仗隊。
蘇加諾總統及其隨行人員接受了北京青年的獻花。
貴賓們同中國國家機關各部門、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負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團體負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們以及各國駐華外交官員握手會見。
隨後，蘇加諾發表講話。他說：
主席先生總理閣下：
各位先生：
我訪問了蘇聯、南斯拉夫、奧地利、捷克斯洛夫伐克和蒙古之後，今天，終於到達北京，受到各位的熱烈歡迎。我非常感謝各位歡迎，我不僅以個人的名義，而且以八千二百萬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名義表示感謝。大家對我的尊敬實際上也是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尊敬。沒有人民，我隻不過是一個普通人；沒有人民，我就算不了什麼。我不是印度尼西亞民族獨立的賜予者，印度尼西亞民族的獨立是印度尼西亞人民鬥爭得來的。我不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父親，而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兒子。因此，各位對我的尊敬，我將全部轉達給印度尼西亞人民。我現在處在中國人民當中，處在精神奮發的繼續不斷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鬥爭的六億人民當中。我到這裏來是為了加強中國人民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友好關係。我深信，這種友好合作是容易實現的。因為中國人民的理想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理想是有很多共同點的。讓我們共同前進，來實現完全的獨立、美好的繁榮和持久的世界和平！謝謝！
蘇加諾發表演講時，不時被一陣陣歡呼聲打斷。
隨後，毛澤東和蘇加諾同乘一輛綠色的敞篷汽車，通過北京的街道。
數百輛嶄新的汽車，首尾相接地跟隨在後麵。
汽車駛進了沸騰的人群的海洋，鑼鼓與嗩呐齊鳴，歡呼的聲音愈來愈高。
大街上人們揮動著旗幟，揮動著蘇加諾總統的畫像，揮動著花朵，揮動著手絹。
幼兒園的孩子們也搖動著他們手裏的小鼓、小旗、小花朵。
學生們把雙手舉過頭頂鼓掌，建築工人從建築架上向總統揮手致敬。
母親把手裏的孩子高高地舉起。
蘇加諾總統和毛主席兩人，笑著，向群眾揮手。汽車開到哪裏，那裏的人群就如癡如狂地歡叫起來，跳起來。
“蘇加諾總統萬歲！”
“毛主席萬歲！”
“默地卡！”
“朋加諾！”
在印度尼西亞語言中，“默地卡”本是獨立的意思，現在成了人們見麵時打招呼的用語了。“朋加諾”意思就是加諾兄弟，是印度尼西亞人民對蘇加諾的親切稱呼。
在人們的歡呼聲中，毛主席和蘇加諾乘車駛進金瓦紅牆的新華門。但是成千上萬的歡迎者還久久地簇擁在新華門前，不肯離去……
當天晚上，毛澤東主席邀請蘇加諾總統共進晚餐。
10月1日，北京是一個雨天，但卻是一個大喜的日子。
共和國第七個誕辰紀念日到來了。
天安門廣場上，50萬群眾聚集到這裏，歡度國慶。
毛澤東主席、朱德副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員都參加了大慶，並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人民解放軍的部隊和群眾遊行隊伍。
城樓上，蘇加諾總統和毛澤東主席在一起。
尼泊爾首相阿查裏亞也同毛澤東一起參加了檢閱。
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50多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勞動人民黨和人民革命黨的代表，也都同時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
彭德懷元帥在閱兵總指揮楊成武上將陪同下，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宣讀了國防部的命令。接著，部隊舉行了分列式。
軍事學院、步兵學校、炮兵學校、工程兵學校、坦克學校、航空學校、海軍學校的隊伍和水兵、公安軍、步兵師、摩托化步兵、傘兵、炮兵部隊、坦克部隊相繼通過了天安門廣場。
整個遊行隊伍十分壯觀。遊行的群眾情緒十分高昂。
天雖然下著陰雨，幾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挨淋受凍了好幾個小時，衣服濕透，有的瑟瑟發抖。
但是，直到散會，沒有人叫苦、埋怨、或半途退縮，全部堅持了下來，而且冒著雨通過了天安門廣場。
蘇加諾總統在城樓上看到這一幕，十分感動。他向北京市長彭真伸出大拇指，表示了極高的讚賞。
國慶節晚上，秋雨初霽。又有10多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觀賞禮花和焰火。
禮花焰火是多種多樣的。
一時有無數騰空而起的金光閃閃的連珠花，一時又從天空散下千百種菊花似的禮花。它們在探照燈的巨光轉動中，顯得鮮麗奪目。
這時候，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一個歡笑聲沸騰的人海。
夜幕還沒有降臨，遊行的人們就早已換下了被雨淋濕的衣服，成群結隊地湧向天安門。在很短的時間內，東西長安街和前門大街通往天安門的條條街道上，都擠滿了人。汽車和電車都停駛了。
狂歡的人群迅速向東、西伸延共2公裏。
近400隻聚光燈把這一帶照得遍地通明。人們踏著秋雨洗過的路麵，盡情地歌舞，歡呼的笑聲隨著狂歡樂曲在夜空回蕩。
蘇加諾總統和毛澤東坐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看到如此鮮豔的禮花，臉上不斷地露出笑容。
此後，北京市又在先農壇舉行了歡迎蘇加諾總統的大會。
“老大哥”露出笑容
1954年9月29日，北京的西郊機場，歡迎的人群在翹首以望，等待蘇聯貴賓的到來。
突然，空中響起了隆隆的馬達聲，出現幾個白點。很快，幾架蘇製飛機降落在廣場上。
蘇聯貴賓走出了機艙，走下了舷梯，中國領導人走上前去歡迎握手，少先隊員們獻上了鮮花。
這是蘇聯政府代表團來中國，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5周年國慶典禮。
蘇聯代表團由赫魯曉夫率領。代表團由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布爾加寧、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全蘇工會主席什維爾尼克、文化部部長亞曆山大羅夫、《真理報》總編輯謝皮洛夫、莫斯科市委書記福爾采娃、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建材部部長納斯裏金諾娃、蘇共中央工作人員斯捷潘諾夫和大使尤金10人組成。
在上述成員中，亞曆山大羅夫是蘇聯文學家，謝皮洛夫是哲學家，這兩個人是赫魯曉夫在理論、宣傳上的左右手。後來他們不同意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認為這種做法不僅誣蔑斯大林，而且誣蔑共產黨、甚至列寧。赫魯曉夫因此將這兩個人從中央趕走。他也想趕走蘇斯洛夫，但是蘇斯洛夫資格老，沒弄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由蘇共中央書記馬林科夫接任部長會議主席。
十天之後，馬林科夫被解除中央書記的職務，實際上就由赫魯曉夫負責黨中央的工作。
同年9月，蘇共召開中央全會，在會上赫魯曉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
赫魯曉夫，1894年生。他出生於一個礦工家庭，屬俄羅斯族。1918年蘇聯國內戰爭期間，他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他從小由於生活所迫，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較低，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也很低。因此，言談舉止常常流露出愚昧無知，給人以粗魯野蠻、莽撞無禮的形象。但是，他不以為恥，反而以此作為誇耀的資本，經常開口閉口說：我擔任××××地方的第一書記時怎樣、怎樣。
他頭腦混亂、思路不清，隻憑主觀臆想，而沒有政策、策略觀點和正確認識，隻憑感情衝動，而又詭計多端行事。他常常一邊說又一邊否定自己，隻是觸景生情，信口開河。有一時期人們稱他為“玉米棒子”，因為他到處宣揚，隻要從美國引進玉米良種，在蘇聯廣為種植，不僅可以解決飼料，甚至可以解決部分口糧問題。
中國領導人知道他的這一性格。這次邀請他訪華，會談時毛澤東不止一次地提醒他做事要謹慎，說話要有分寸，要有內外、親疏、遠近之分，不要被敵人抓住把柄、鑽空子。
然而，赫魯曉夫仍不以為然，竟然說：咱們也有嘴巴，也會反咬他幾口的。
一個泱泱大國的領導人對重大的問題采取這種輕率、浮躁的態度，實在讓人不可思議。
但是，他越愚昧無知，就越自以為是；越是低微卑下，就越自高自大；越是昏庸，就越想裝腔作勢；越是不學無術，就越想指手畫腳地教訓他人；越軟弱無力，就越想打腫臉充胖子。
赫魯曉夫不講原則，不動腦子，不深入思考問題。因而中國領導人和他打交道要比和原則性強的莫洛托夫容易得多。
有人也曾向毛澤東談過赫魯曉夫的弱點，但毛澤東既沒有反駁，也沒有肯定。他隻是這樣講：“他們（指蘇聯）安定下來了，我們的事就好辦了。”這話含蓄，但意味深長。
1955年7月，赫魯曉夫將莫洛托夫、布爾加寧、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人都打成反黨集團後，毛主席說：他們隻是反對赫魯曉夫。毛主席智慧過人，常常是言簡意賅，一針見血，一語道破天機，給人留下終身難忘的印象。
莫洛托夫等人參加過十月革命，同列寧是同時代人，又是斯大林幾十年的助手，他們反什麼黨，他們怎麼會反黨，反誰的黨？他們隻不過和赫魯曉夫意見相左而已。
再說1954年正是我國建國五周年紀念。這年我國在國內、國際大搞和平運動，因而國慶節洋溢著和平安定、勝利團結、友誼歡樂的氣氛。
在車站、機場、天安門廣場、金水橋前擺設了各種各樣的鮮花。天安門城樓也裝飾一新。外賓看到中國團結、和平、安定、繁榮昌盛，對世界和平和人類命運前途也增加了希望和信心。
赫魯曉夫親自率政府代表團參加中國國慶五周年的慶典活動。國慶節前夕，中國領導人舉行了盛大的宴會，歡迎蘇聯貴賓的到來。
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門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典禮儀式。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主席台上，觀看精彩的閱兵儀式活動和群眾遊行活動。
赫魯曉夫在天安門城樓主席台上，與毛澤東主席站在一起，露出了高興的表情。
10月2日，赫魯曉夫參加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的開幕式。
10月3日，赫魯曉夫開始與中國領導人會談。
雙方的會談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
這是中蘇兩國最高級會談。中方參加會談的有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及陳雲、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李富春五位副總理。蘇方有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師哲和費德林擔任翻譯，師哲負責俄譯中，費德林負責中譯俄。
在會談中，毛澤東首先發言。
他說：今天我們可以談談，交流一下意見。一般地說，我們之間的問題或意見都是隨時提出，隨時解決，沒有積累下什麼問題。今天我們有這個極好的機會，再交換點意見。國際形勢總的說來對我們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國人民積極地行動起來了，抬起頭來了。帝國主義的威風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再像以前那樣囂張、盛氣淩人、輕舉妄動。實際上，他們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赫魯曉夫接著說：帝國主義卻沒有睡大覺，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動，在圖謀不軌，想達到他們的罪惡目的。誠然，他們的氣焰的確沒有以往那麼囂張，但他們確實還在活動著。
毛主席說：十根指頭被切去了一兩根，而且切去的是大拇指，手力畢竟不如從前了，大大削弱了，甚至是減去了一半的力量。總之，形勢是好了，對我們是有利的。自然，我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應放鬆自己的警惕性。我們現在有一個和平建設時期，應充分利用它，進行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生產力。不過，這個時期究竟有多長還很難說，因為這不是由我們的主觀願望所能決定的。如果我們能有20年的和平建設時期來發展經濟，那麼，戰爭的危險性就會減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來了。過二三十年後，如果帝國主義要打，那就是結束帝國主義存在的時候了。但究竟是經過一場大戰來結束戰爭，還是由於人民力量、和平力量強大，從此戰爭打不起來，這還要看看。
接著，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分別介紹各自國內的一般形勢、中心工作及其進展、成績、缺點和生產發展、各項建設等情況。
蘇方介紹說，他們的工作一般還比較順利，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指標和進度。
赫魯曉夫還主動問道：你們對我方還有什麼要求？
毛主席答道：關於這方麵的事，雙方的專家們天天在接觸和交談。他們相互協作，交換意見，協商解決問題，事情能辦通。我們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今天想同你們商量、希望你們在這方麵對我們有所幫助，使我們有所建樹。總之，我們也想搞這項工業。
赫魯曉夫聽到這裏愣住了，因為他不曾考慮過這個問題，思想毫無準備。他稍停了一下說，搞那個東西太費錢了。我們這個大家庭有了核保護傘就行了，無須大家都來搞它。須知那東西既費錢費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產出來後還得儲存起來，不久又過時了，還得重造，太浪費了。我們的想法是，目前你們不必搞這些東西，還是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發展與國計民生有關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彈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國的全部電力集中用在這方麵是否足夠還很難說。那麼，其他各項生產事業怎麼辦？國計民生怎麼辦？但如果你們十分想辦這件事，而且是為了進行科研、培訓幹部、為未來新興工業打基礎，那麼我們可以幫助先建設一個小型原子堆。這比較好辦，花錢也不太多。這是一個比較切實可行的辦法。借這個條件培訓幹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礎的人員到蘇聯學習、實習和深造。你們以為如何？
毛主席回答：也好，讓我們考慮考慮再說。
赫魯曉夫說：我們聽說，中國勞動人民在解放後，生活上都有了保障，這是可喜的一麵。但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要求是與日俱增的。我經常想，你們這麼多的人口，如果人們在衣食住行方麵都伸手向國家要，我看很難應付得了。然而不管怎樣，這的確是國家應該解決好的首要問題。在西方，這個問題如果不能擺在首要位置加以妥善解決，那日子是過不好的，甚至是過不下去的。
毛主席說：我們之間在對外方麵和國際活動中，多進行磋商，協調步調，一致對外；在對內方麵和生產建設上，則互相幫助，互通有無，互相協作，這不很好麼！
赫魯曉夫等蘇方客人聽後，臉上露出了高興的表情，表示很滿意。他們興高采烈，氣氛也隨之活躍起來。
會談中，服務員端上了湖南臘肉、鬆煙熏製的火腿、烤麵包和茶水等。客人們覺得這些食品的味道既非常獨特，又十分鮮美，不一會兒便將它們一掃而光。
賓主雙方就這樣愉快而滿意地度過了一個上午。
會談結束時，毛主席問道：你們是否準備到我國某些地方，特別是南方去看看？
赫魯曉夫答道：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們這裏的一切對我們都是生疏的、新鮮的。我們想去的地方很多，但看來隻能在沿海的南北方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