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關碰了一鼻子灰，隻好作罷。直到幾個月後，彭真受到批判，他們的“大作”才同時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
戚、關的“攻要害”的文章發表後，上海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長長地出了一口“惡氣”，而中宣部、北京市委的壓力驟然增大了。
1966年，風雲突變的前夜。
3月28日，從北京飛來的一架飛機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橋機場。從飛機上走下一人，他戴著一副紫色邊框眼鏡，留著小胡子，頭發已經花白，額頭上有著深深的皺紋。他就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對外聯絡的康生。
康生此行，是為了向再次來到上海的毛澤東，彙報最近中日兩黨代表在北京會議的情況。
“主席，日共總書記宮本顯治再三堅持，不願在兩黨聯合公報裏點名批判蘇共。”康生向毛澤東彙報。
“少奇同誌的意見呢？他在出國以前，是怎麼處理的？”毛澤東抽著煙，問道。
毛澤東離京後，由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兩天以前，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訪問去了。
“少奇同誌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認為應該尊重宮本顯治的意見。”康生答道。“那就不必發聯合公報了吧。”毛澤東的臉上，出現了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記下毛澤東的話，連聲說：“好，遵照主席的指示辦。”
至此，康生此行的任務已經完成。然而，康生卻不罷休，他開始“搗鬼”了。
他壓低聲音說：“主席，還有一點情況，要向您彙報。”看著康生神秘的表情，毛澤東便問：“什麼事？”
“是這樣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傾，低低地說：“3月11日，彭真同誌讓許立群打電話給楊永直（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哪裏去了？”
康生，這位“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成員，此刻卻在背地裏向毛澤東告組長彭真的狀。
毛澤東聽完康生的話，猛吸一口煙，久久不發一言。康生憑借著多年與毛澤東打交道的經驗，知道自己的“鬼”搗成了――倘若毛澤東聽不進去的話，會立即予以反駁的……
果然，毛澤東撚滅了煙頭，說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如果再包庇壞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彭真還要向上海市委賠禮道歉。”
康生滿意地飛回了北京。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京開會，康生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在上海發布的“最高指示”。書記處還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向全黨下達一個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要從江青等人2月2日在上海炮製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說起。
江青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以找幾個部隊搞文藝工作的人談談為名。先是整理出了一份《彙報提綱》。由於太簡單、太粗糙，不能令人滿意，又請了陳伯達、張春橋幫助修改。兩位“大秀才”為江青捉刀，前前後後改了8稿，內容從最初的3000多字增至10000字。改好後，江青又把《紀要》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頗為重視，親自作了11處改動。內中最為重要的改動是在原文“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一句之後，毛澤東加上一句：“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
毛澤東“覺得可以了”，《紀要》也就可以定稿了。這時又送到林彪手上，於是變成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集的部分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不久《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
就在上海“座談會”寫出《紀要》的同時，北京也寫出了《二月提綱》。《二月提綱》始於2月2日的北京五人會議上。
北京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小組，是1964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成立的，負責指導當時正在開展的學術批判。這五人是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
五人小組寫出了《五人小組彙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和《紀要》是針鋒相對的。主要是針對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亂而提出的一係列政策性的意見。
大致內容是說：要堅持實事求是，真理麵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采取嚴肅和與人為善的態度。在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等等。
2月5日，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了《二月提綱》。
2月8日，彭真、陸定一等人專程到武漢，向已到那裏的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詢問了一些問題，沒有說不同意發表。
2月20日，《二月提綱》也作為中央文件印發全黨。
到了這年3月份，發生了前文提到的康生告密的“電話事件”。這樣，“帽子”便壓來了。
最初是張春橋的“高見”，他說：“‘電話事件’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張春橋一上綱上線，江青又火上加油――迅速向毛澤東告密。事情複雜了。
這時的康生，也見風使舵了。他反戈一擊，說他是反對《二月提綱》的，開始攻彭真，批《二月提綱》。
本來夠複雜的情況更複雜了。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發表重要談話了。
他嚴厲地批評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說他們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是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
又說，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共中央宣傳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還說，吳晗、翦伯讚是學閥，上麵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批彭真），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寫作的《三家村劄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毛澤東的這些話，批判了《二月提綱》，使彭真、陸定一等人下台已成定局。
到了4月中旬，康生又開始活動了。他從北京打電話給在陝西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告訴他，主席令你趕緊回京，主持政治局會議，下達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通知怎麼起草呢？康生想到了另一位“筆杆子”――當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
王力，江蘇淮安人，1923年生。當時不僅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還兼《紅旗》雜誌編委。他參與了許多黨、政、軍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人稱“文革”理論家。
王力接受任務後，開始起草。他起草的通知隻有一句話，內容是：
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現予撤銷。
通知草稿急送毛澤東。毛澤東看畢，不高興，覺得內容太簡單了。他以領袖的高度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當是理論性的。”
毛澤東這句話的意思是，通知不隻是告知全黨撤銷《二月提綱》，而是應當在通知中從理論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綱》。
毛澤東指定由陳伯達另外起草一個通知。
陳伯達覺得獨力難以承擔重任，要求同王力一起寫。於是，陳伯達主稿，王力協助。
兩人絞盡腦汁，幾度易稿，修改後的《通知》，再送正在杭州的毛澤東。
毛澤東讀後，仍不滿意，以為太簡單。於是，經毛澤東提議，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組長為陳伯達，成員有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10人。
這時，風頭正盛的姚文元，雖然寫了批判《海瑞罷官》的“雄文”，但由於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員中沒有他的份。
起草小組每完成一稿，都要由張春橋送給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親自修改。改畢，再派人送給張春橋，張春橋簡直就像“秘書長”。
4月24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基本通過了《通知》草稿。5月4日，又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通知》進一步討論。此次會議由不久前從國外訪問歸來的劉少奇主持。毛澤東沒有出席，他仍在杭州。
會上，彭真、陸定一成了攻擊的主要目標，加上已經遭到批判的羅瑞卿，還有為“竊聽器事件”蒙冤的楊尚昆。他們成了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遭到撻伐。
在一片“討伐”聲中，終於到了1966年5月16日。
這天，這個“中央文件起草小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發往全黨，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
如今，人們常說的“十年浩劫”，具體地說，是從這一天算起，到1976年10月6日止。《五?一六通知》下達後，彭真被停職，3個月後，被撤職。
5月17日夜，鄧拓自殺。
5月23日，田家英自殺。
5月25日，聶元梓貼出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至此，“文革”在中華大地開始了。
“中央文革”：一個怪胎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和黨章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新概念。就這麼個從未見過的組織，卻在“文革”中，權力無限地膨脹起來。
對於這個“新生事物”，毛澤東卻十分讚賞，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
那麼，是什麼使這個組織，在非常時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顯山露水的呢？
前文講過，在“中央文革”之前，曾有過一個正兒八經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五人小組，是在1964年期間，在起草“九評”的過程中醞釀而成的。
所謂“九評”，就是中蘇關係緊張後，中共中央根據當時形勢，命人寫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一評”發表於1963年9月6日，標題為《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之後，又連續發表了“二評”，“三評”……直到1964年7月14日，《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九評”。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指示，後又經中共中央討論，決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人員為：
組長 彭真
副組長陸定一
組員 康生 周揚 吳冷西
當時彭真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陸定一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兼文化部部長；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是中宣部副部長；而吳冷西則為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
到了1965年年底之後，情況變了。
隨著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組長彭真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了。他和其他成員一道，製定了前文中提到的《二月提綱》。而《二月提綱》又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於是，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撤銷“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這個小組就是“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是以前文中提到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為基礎的，所不同的是，人員又增加了“新星”姚文元等人。
這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之後，又補發了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組成如下：
組長 陳伯達
顧問 陶鑄 康生
副組長江 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組員 謝鏜忠尹 達王 力關 鋒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增加了4名組員：代表華北局的郭影秋；代表東北局的鄭季翹；代表西北局的楊植霖；代表西南局的劉文珍。這樣，“中央文革”共由18人組成。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規定，“中央文革”原本隻是“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個“小組”，也就是如今的“秘書班子”。可是，卻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
在“文革”開始時，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陣營如下：
書記為：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陸定一、康生、羅瑞卿；候補書記為：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隨著1966年5月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開，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相繼退出中央書記處。在這種情況下，又調陶鑄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調葉劍英擔任書記處書記。
到1967年1月，陶鑄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書記處基本陷於癱瘓狀態。“中央文革”便取而代之了。
這樣，“中央文革”的陣營又改變了。
組長 陳伯達
顧問 康生
副組長江 青張春橋
組員 王力 關鋒 戚本禹姚文元
在“文革”初期，中共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下達的。然而，在1967年後，又增加“中央文革小組”這麼個署名。
如1967年1月，上海爆發了所謂“一月風暴”，當時給造反派的賀電上，署名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此時的“文革小組”，儼然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了。
1967年2月，發生了所謂“二月逆流”，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等7位政治局委員遭到了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於癱瘓。於是，“中央文革”又進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隨著“文革”浪濤的不斷衝洗，“中央文革”成員也不斷被“刷”掉。到了1967年8月，王力、關鋒被捕。之後，戚本禹又入獄，而組長陳伯達又常稱“生病”。於是，“中央文革”幾乎成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天下。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後（即1968年10月以後），“中央文革”擴大成為“中央文革碰頭會”。這個碰頭會，除了“中央文革”5位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外，又增加了周恩來、謝富治、黃永勝、葉群等12人。
這個“中央文革碰頭會”，實際上主持著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央文革”的權力不斷膨脹，一時間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名詞。凡是對“中央文革”稍有不滿的，便可定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為現行反革命，要依法懲辦，等等”。
這裏，我們不妨列出當年署有“中央文革”名稱的一些文件。從中，便可知他們的權力有多大：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做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成立地專級、縣級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正式革命委員會的審批權限的規定》；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
196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廣東問題的決定》；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整頓、恢複、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
還有許許多多中央文件，都以“中央文革”署名的方式下發。
到了1969年4月28日下午舉行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中央文革”的5位成員――陳伯達、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全部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也就隨之收場了。
“中央文革”是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進入政治局的階梯。此後，下達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義，再也不見那不倫不類的所謂“中央文革”了。
但，“文化大革命”卻仍在進行中。
副市長被殘害，家破人亡
北長街，吳晗的家。
這是一座由青磚砌成的四合院。幽靜、典雅，院內種植著各種各樣的花木，冬天一到，大多數花木已落葉了，隻有冬青依然碧綠如春。
吳晗一家四口人，大孩子是個女兒，叫吳小彥，剛剛12歲，在小學上五年級。小孩子是個男孩，叫吳彰，7歲多些，在小學上一年級。他的妻子袁震，也是位研究明史的曆史學者。因身患多種疾病，一直在家休息，偶爾協助吳晗研究明史。
她最先從1965年11月10日的《文彙報》上，看到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立即氣得手腳哆嗦起來。天哪！這哪裏是學術批判，分明是政治定罪！抽出哪一條，也足夠把人槍斃！
她幾乎是吼叫起來：“小彥！小彥！快給你爸爸打電話，叫他回來！”
吳小彥還沒有撥電話號碼，就見爸爸回來了，臉色陰沉沉的，身後還跟著鄧拓。
袁震一見丈夫，稍微鎮定了一下情緒，勉強地笑笑，但淚花還是在眼睛裏打著轉。她走到鄧拓麵前。
“鄧書記，你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了嗎？好厲害的批評家！這些沒有根據惡語中傷的文章，你們是怎麼允許它發表的？”
鄧拓急促地點點頭，安慰她說：“不要急，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學術界的問題，放一放也好嘛。比如1957年1月我們反右派那陣。”
吳晗苦笑一聲，摘下頭上的鴨舌帽，扶正眼鏡坐下來，說：“老兄，你別反右了，肯定人家早把我們當成右派嘍！”
“哪可怎麼辦？你們快給彭真打電話，讓他說話呀！”袁震急不可待地站起來，要打電話。
“別！”吳晗攔住了她。
“我們現在這些情況，他都知道，放心好了，他會采取措施的。”
正在說話，門鈴響了，走進來一個人。
來人是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
廖沫沙一看鄧拓也在，就戲謔開了：
“嗬！我們‘三家村’真是湊齊了，難得這麼一次團圓哪！現在上海灘經常鬧鬼，你們是不是有些怕？我可見得多了，我不算鍾馗，也算閻羅吧，所以是第一個不怕鬼的好漢！”
屋子裏又出現了生氣。
鄧拓一本正經地說：“老廖，你說這事該怎麼辦？這篇文章的背後可是要有風險呢。”“不就是江青嘛。我剛從彭真那裏來，他正和少奇小平等人聯係，看來問題不大。吳晗老兄不要成驚弓之鳥嘛。”
吳晗挺起腰杆，說：“我不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講理啦。如果真要是討論對海瑞的評價，我可以奉陪，寫文章參加爭鳴。但他是扣政治帽子，我隻能保持沉默，以示抗議。”
“我看還是看一看，聽聽中央有什麼反應！”鄧拓雙目微閉沉思著說。
屋裏又沉默下來。袁震覺得一種沉重恐懼的壓力，正在悄悄地襲來……
然而，他們想錯了，事情並非那麼簡單，而是越來越複雜了。
吳晗閉門謝客，呆在家裏，忐忑不安地翻閱著各種報刊上轉載姚文元文章時的編者按語。他想從這裏嗅到點氣氛。
當他翻到《解放日報》時，一行醒目的字映入他的眼簾：“《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必須進行批判。”
吳晗眼睛一熱，兩滴渾濁的熱淚奪眶而出。國民黨黑暗統治時期，自己追求進步，跟著共產黨，從沒有落後過，難道今天……他倔強地摘下眼鏡，掏出手帕擦掉淚痕。
政治形勢越來越險惡。
在姚文元的文章拋出一個多月後，吳晗迫於形勢，被迫發表了一個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
但這還不夠，批吳晗的鬥爭在“升級”。
1966年3月，北京市委要求吳晗下鄉搞社教運動，化名李明光。吳晗下鄉後，社會上批判他的聲勢卻越來越大，上綱上線。
不到一個月，他又被調回北京，在民盟接受批判。
爾後，北京各大專院校裏運動興起，吳晗被各院校、單位揪來鬥去。
1968年3月，公安部長謝富治先是以“叛徒”罪名，下令將吳晗逮捕審查，後又由“叛徒”變成“特務”而鋃鐺入獄。
吳晗入獄後，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這裏，我們不妨介紹一下吳晗的生平：
吳晗一生，追求進步，向往光明。在解放前的漫長歲月裏，他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工作，曾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大學任教，是著名的進步教授。
全國解放後，吳晗擔任了北京市副市長。十幾年來，他對北京的文化教育事業，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還在改變北京首都的環境衛生麵貌方麵、發掘整理和保護文物方麵，做了大量工作。
繁忙工作之餘，他從沒間斷過致力幾十年的曆史研究工作，特別是明史。他寫的《朱元璋傳》曾得到毛澤東的好評。他還先後出版了《曆史的鏡子》、《史事與人物》、《燈下集》等多種著作。
就這樣一位學者、共產黨員，沒有想到會為一篇《海瑞罷官》而被迫害致死。吳晗被殘害，他的家庭也受到株連而家破人亡。
自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吳晗家往日的寧靜就被打破了。深夜，一家四口常常被猛烈的砸門聲驚醒。
吳晗被抓去遊鬥。正在上學的兒子吳彰被孩子們用石子磚頭追打著，高聲叫罵“小狗崽子！”嚇得他和姐姐小彥躲在家裏再也不敢上學了。
袁震起先在吳晗每次挨打後，還給他包傷喂藥，後來，她也被當做“反革命家屬”關進了勞改隊。
袁震長期被關在勞改隊潮濕的小浴室裏，全身癱瘓了。13歲的吳小彥每天要騎車30多裏去料理媽媽的病。直到1969年3月17日，才允許袁震從勞改農場裏出來，到外麵看病。
袁震回到家裏的頭一夜，突然呼吸急促，孩子們被媽媽的喘聲驚醒，慌忙中把她送到醫院，然而太晚了。
3月18日清晨，醫生通告他們說，媽媽已經死了。
又是一個淒慘的秋天，1969年10月11日，忽然有人來敲吳家的門。來人說是接兩孩子去看他們的爸爸。
姐弟倆懷著興奮而又惶惑的心情，被領進一座醫院的監護病房。一個專案組的人員對他們說：“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他臨死前提出過想要見他們，可我們不知你們的住址。”
吳小彥和吳彰先是驚呆了，接著大哭起來。這情景，使在場的醫生都心酸落淚。
從此，兩個無父無母的孩子，開始了更加艱難的日子。
（摘自《紅船交響曲》）
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離開武漢，回到了北京，開始直接指揮“文化大革命”運動。毛澤東回京後，聽取了各方麵的彙報，給他的一個總的印象是，劉少奇、鄧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對“文化大革命”運動采取的種種限製，總是與他的意圖相反，毛澤東對此是不能容忍的。
7月25日，毛澤東召見了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並發表了講話。他說：今天各大區的書記和文革小組的成員都到了，會議的任務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主要是改變派工作組的方法。由學校革命師生組成文化革命小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學校的事隻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有些工作組搞了些亂子，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無非是鬥和改，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翦伯讚寫了那麼多書，你還沒有讀，怎麼鬥怎麼改？學校的事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要依靠學校內部的力量，工作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鬥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單位，不能靠工作組。工作組能否改成為聯絡員，改為顧問，權力太大，或者叫觀察員。工作組阻礙革命，也有不阻礙革命的。
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
毛澤東的這段講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派工作組到學校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他認為工作組起了壓製群眾的作用，阻礙“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他又說：西安交大的工作組不讓人家打電話，不讓人家打電報，也不讓人家派人到中央，為什麼怕人到中央，讓他們來包圍國務院，文件要寫上，可以打電話、打電報，也可以派人，那樣怕行嗎？所以，西安、南京的報館被圍三天，嚇得魂不附體，就那麼怕？你們這些人呀，你不革命就革到自己頭上來了。有些地方不準圍報館，不準圍省委，不準到國務院，為什麼這麼怕？到了國務院接待的人又是無名小將，說不清問題，為什麼這樣？你們不出麵，我就出麵，說來說去，怕字當頭，怕反革命，怕動刀槍，哪有那麼多反革命？
毛澤東的這段講話是批評工作組，也批評大區一級書記，也批評各省省委的幹部。批評他們在群眾運動麵前，怕字當頭，不敢領導運動。批評之後，當然要表揚一些人，這是毛澤東一貫的工作方法。他說：這幾天康生、陳伯達、江青都下去了，到學校看大字報，沒有感性知識怎麼行？都不下去，天天忙於日常事務，停了日常事務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識。南京做得好，沒有阻擋學生到中央，開會期間，到會的同誌要去北大、廣播學院去看大字報，要到出問題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們看大字報時，就說是來學習的，來支持你們鬧革命的，去那裏點火支持革命師生，不是聽反革命、右派的話的。搞了兩個月，一點感性知識也沒有，官僚主義。
毛澤東的上述講話，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到北京大學參觀學習的人數突然地增加起來。陳伯達、江青等人將毛澤東的上述講話，極力宣傳起來，使全國各地的人員似潮水般地湧向北京大學。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的一個月中，到北大看大字報、學習取經、串連的共212.4萬多人次，其中僅8月12日這一天中就有17.96萬人次。當時，曾有人自詡：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實際上當時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已發展成為一個亂鬥、亂批、亂抄的典型地方，是“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地方。到北大參觀所起的作用，隻能是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麵。然而由於毛澤東一提倡，陳伯達、江青一鼓吹，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樣板了。
毛澤東所以這樣提倡，總認為“文化大革命”必須充分地發動群眾，而現在還不夠，所以必須有個典型把運動帶起來。毛澤東在籌備召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又聽取了不少彙報，也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材料。此時此刻，被陳伯達等人到處宣傳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統帥，他要發動群眾運動，又要駕馭群眾運動。他已成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中心，無一不是由他做出決策，發出命令。他確實是“文化大革命”的統帥。他善於捕捉要害，抓典型。在信件和材料中，他看到了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一封信。毛澤東讀後十分興奮。他認為應當有這個典型將群眾運動帶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