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治”仍然遙遙無期。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不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闖進京城，呼籲平反昭雪。
在這場教育改革的洪流中，還出現了一些“新鮮事物”。江青一夥“以天下為己任”，覬覦黨和國家最高權力。
當時已經紅得發紫的張春橋，居然在百忙中“召見”了被稱為“黑線人物”的鄭君裏。
林彪曾經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連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也沒有聽說過，都是無名之輩。
毛澤東繪出“鬥、批、改”藍圖
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九大以後“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全麵展開。
毛澤東深深知道“全國一片紅”是怎麼一回事。
武鬥仍在不少地方盛行，省、市、自治區以下的各級革委會相當普遍地還未建立，中國共產黨各級黨組織還未“重建”。
他設想“全國一片紅”以後是“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階段，為此，他為“鬥、批、改”設計了“幾個階段”：
“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曆這麼幾個階段。”說的是工廠，其實全國都如此。
在實踐中，毛澤東還增加了“對知識分子‘再教育’和‘給出路’、教育革命、上山下鄉”等項。
毛澤東親自抓了北京的六廠二校作為他指導“鬥、批、改”的試點單位，要求各地按這些單位總結的經驗，仿照執行。
他試圖通過“鬥、批、改”，達到他的“天下大治”的設想，也含有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
但是“鬥、批、改”本身就是“左”傾方針的表現。
九大以後，在全國全麵開展“鬥、批、改”，實際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具體化。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社會秩序和國家機器的運行很難有多大的好轉。
“天下大治”仍然遙遙無期。
這對於一直就希望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毛澤東來說，不止是心頭永遠的痛。
沒有組織關係的“五?一六”集團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一個通知。
這就是《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
通知一方麵提出糾正擴大化的傾向，一方麵又指出：
“‘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反革命兩麵派肖華、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操縱下，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猖狂進攻，罪大惡極。有些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對清查‘五?一六’極為抵觸，甚至為他們翻案，是完全錯誤的。”把革命老將肖華、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與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造反頭子相提並論，可見是非混淆到何種程度。
“現在，清查‘五?一六’的鬥爭已經展開，有些單位出現了擴大化的傾向。‘五?一六’是一個秘密的反革命陰謀集團，目前有的單位在過去公開的群眾組織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單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這種擴大化的情況……必須引起特別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重點應當是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和幕後操縱者。”
中央在這個通知中還說：
“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擴大化的同時，不要放鬆對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隻有一個‘五?一六’。應當根據中央曆次指示，將這些反革命清理出來，是什麼組織就叫什麼組織，是什麼性質就定什麼性質，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沒有別的反革命似的。”
中共中央的這個通知中，這一段話其實非常關鍵。它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不是不要打擊反革命，隻是不要統一定為“五?一六”分子。這樣，中央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擴大化，還是擴大打擊麵，就憑執行者的理解來確定了。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
《決定》說，為統一“五?一六”專案的清理、審查和核實，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關部門的“五?一六專案”調研同群眾運動檢舉相結合，中央決定組成中央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立即開始進行工作。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過程中，既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就必須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一係列罪行，將它一個一個落實，而不要一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係和是否填了表格。”
這些看起來，似乎表示工作中要實事求是。然而，最致命的是所有有關打擊“五?一六”的中央文件，卻從來沒有說清楚什麼是“五?一六”分子、什麼組織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在這個決定中的“不要一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係和是否填了表格”，似乎更看重反革命的罪行，而不在乎形式。然而，對“組織關係”的不追查，其結果就隻能是人為地製造階級敵人。這樣也就為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清查“五?一六”打擊反對他們的幹部和群眾，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一些對立的群眾派別，則互相揪對方的人，然後將之命名為“五?一六”分子。情況極其混亂，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個工作才告停止。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群眾受到打擊，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不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闖進京城，呼籲平反昭雪。
九大後的整黨建黨工作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複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
毛澤東在批示這個文件時指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個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黨的建設的要求，後被稱作“五十字建黨方針”。
中共中央的《批示》提出：“黨組織不應當容許所謂叛徒、特務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再過組織生活”。
10月13日，《人民日報》又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
12月2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義下達了《關於整頓、恢複、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規定在整黨中要虛心聽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意見；犯錯誤的黨員要“鬥私批修”，並且“要吸引那些朝氣蓬勃、富有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勇於在階級鬥爭中衝鋒陷陣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入黨。”
1969年，毛澤東在中央九屆一中全會上說：“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這個口號，叫整黨建黨，事實是需要重建。”
中共九大後，整黨建黨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中央成立了由康生、張春橋、謝富治三人組成的領導小組負責整黨建黨工作，紀登奎、郭玉峰、曹軼歐等分管各項具體工作。
接著，中共中央轉發了北京大學、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上海國棉十七廠等單位關於整黨建黨的經驗，各地區各單位先後開始了整黨建黨。
1970年4月18日，康生在中央和全軍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他以“左”傾的觀點對九大黨章作了闡述，用以指導整黨工作。
他說：九大通過的新黨章有五個特點：“首先一個特點，明確規定了毛主席的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第二個特點，明確規定了林彪同誌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第三個特點，就是概括地闡述了毛主席繼承、捍衛和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第四個特點，新黨章根據毛主席建黨思想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明確了我們黨最終和當前的戰鬥任務。”“最後，我們這個黨章是吸收了國際國內過去黨章中的長處，否定了那些形式主義的東西。”
1970年7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共產黨員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中說：“整黨建黨運動，就是要……把廣大黨員進一步鍛煉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先進分子。”
1970年6月、7月，報紙上越來越多地提到為成立新黨委而開辦學習班。很顯然，學習班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一些不同的意見能夠和“共同目標”聯係起來，服從整黨的指導思想。
然而，盡管做了這麼多工作，效果卻似乎並不明顯，人們的思想覺悟似乎仍然較低。1970年7月2日的《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為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而奮鬥》的文章，署名是“駐北京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以下引文很能說明問題：
有些同誌不能正確地做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原因之一，就在於對黨內矛盾的辯證法還缺乏理解，不夠自覺。他們認為黨組織和黨員的思想應當“純”而又“純”。這是一種純而又純的糊塗觀念……
有少數人，在整黨中違背毛主席關於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的正確原則，是同他們個人第一主義的立場分不開的。我們遇見一些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的人，對待跟自己不同意見的黨員，采取“一批、二鬥、三搞臭”的錯誤做法，想通過整黨發展一派一人之“私”。這樣的人，他們把個人和黨的關係擺得不對，“老子天下第一”的迷信甚濃。他們的出發點不對，方針也就必定錯誤。他們口頭上喊的是“吐故納新”，實際上想的是“吐疏納親”，按照他們小團體的標準“吐一批，納一批”……
可見“吐疏納親”的傾向，在當時就遭到了批判。
而實際上是一些被誣陷為“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黨員被清除出黨或掛起來，而把那些所謂“新鮮血液”即造反派頭頭吸收入黨。這樣，不但進一步打擊迫害了許多黨員幹部，而且使一批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混入黨內。
這次整黨建黨工作，還有一個顯著“成果”就是產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
各省重建黨的機構是從毛澤東的家鄉湖南省開始的。1970年12月，湖南宣布成立新省委。1971年8月，西藏、四川、寧夏、黑龍江等省宣告重建黨委，從而結束了全國各省的重建黨委的工作。
中共九大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風風火火地打倒黨委，成立革命委員會，實現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
九大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又重建新的黨委。雖然，革命委員會並不可能取得黨的最高權力，然而，在九大前後不過兩三年時間，造成致命的動蕩，這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圍繞“權力”二字展開的。
在29個省、市、自治區中，其中10個省、市的黨委成員有很大變動。曾提任全國第一個建立的省革命委員會――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的潘複生被撤職，引起爭議的山西省委革委會主任劉格平也被免職。
除了上海，各省、市、自治區新成立的黨委幾乎都由軍隊幹部擔任了書記。
“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
在全國各地建立“五?七”幹校的同時，在1968年還開始了教育體製的革命化和改造工作。
毛澤東對此有許多指示。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關於《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的編者按清樣中加了一段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毛澤東加的一段話後來簡稱“七?二一指示”。
9月22日，毛澤東又說：“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
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轉發了毛澤東批示“照辦”的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報告《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這個報告，把“文化大革命”前清華大學的大多數教師說成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或“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對這些知識分子要“進行再教育”，“從思想上、政治上解決恨誰、愛誰、跟誰走的問題。報告還把全校各級幹部說成是犯了走資派錯誤的人”，強迫他們“承認錯誤”，才“給予適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