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1959年己亥先生五十五歲
本年先生在四川大學曆史係任教。
1月1日，《星星》1月號“筆談新詩的道路”欄目發表先生文章《新詩怎樣在民歌和古典詩詞歌曲的基礎上發展》，《繆鉞全集》失收，抄錄如下：
1958年四月間，中共四川省委發出搜集民歌的通知，並指出，要在民歌和古典詩詞歌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詩歌才能為廣大勞動人民所歡迎喜愛。這一個指示，得到絕大多數文藝工作者的讚同與擁護，一致認為，這才是今後詩歌發展的正確而光明的大道，足以矯正五四以來一部分新詩作者模仿外國詩的不良傾向。但是也有個別的人提出不同意見，引起討論。十月中，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同誌發表了“我對詩歌道路問題的意見”，對於有關的幾個重要問題加以深透的闡發，批判了有些人提出的錯誤意見，指明今後詩歌發展的正確道路，使大家的認識更清楚了。
中華民族是一個善於歌唱與創作詩歌的民族，自從《詩經·國風》以後，兩千多年來，每個時代都有勞動人民自己創作的聲樂和詩歌，而這些聲樂與詩歌又大大的影響了封建地主階級的文人，其中傑出的作家向民間作品學習，取得滋養，繁榮了詩歌的創作。四言、五言、七言等詩體都是從民間來的，詞與曲的音律格式也是出於民間的歌唱，詩歌中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也是先由勞動人民發明的（關於這一點，請參看茅盾同誌《夜讀偶記》中“二、中國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鬥爭”）。中國古典詩中偉大與傑出的作家，都善於學習民歌，而又加以自己的創造，這是中國詩歌創作中的一個優良傳統。現在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今後新詩的創作，要在民歌與古典詩詞歌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這正是總結了中國數千年詩歌發展的經驗，而要繼承這一個悠久而優良的傳統。
至於新詩怎樣在民歌與古典詩詞歌曲的基礎上發展，換句話說，就是新詩作者應當向民歌和古典詩詞學習些什麼。關於這一問題，我一時還提不出全麵的意見，僅就所想到的，拉雜寫出，與大家商討。
一首好詩的先決條件，是要具有健康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說，思想性第一，政治標準第一。關於這一點，新民歌表現的很突出，其中許多作品都反映了勞動人民在大躍進中建設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熱情與勇氣，譬如（本文所選新民歌例證，都是從《四川民歌選》第一輯中選出的，每首後都注明頁數）：
一把芝麻撒上天，躍進山歌唱不完，昨天村裏多條河，今天村外少座山。大家動手又動腦，星星也可摘下玩。不是我們神通廣，黨的力量大無邊。削平閻王岩，橫跨響水灘，爆開亂石嶺，穿通十裏山，水灌漆家壩，稻花香滿天。
或者歌頌新社會中的新人新事，譬如：
新媳婦，新嫁妝。新扁擔，新籮筐。躍進聲中過了門，過門下田就栽秧。
小斑鳩，咕咕咕，我家來了個好姑姑。同我吃的一鍋飯，跟我住的一個屋。白天下地搞生產，回家掃地又喂豬。有空教我學文化，還幫媽媽做衣服。媽媽問她苦不苦，她說不苦不苦很幸福。要問她是哪一個，她是下放的好幹部。
這些例子，舉不勝舉，對於讀者有感發興起之功，是新詩作者應當好好學習的。
以上所說的是詩的思想內容方麵，下麵再談一談詩的形式。既然是詩，當然就要有它的形式，而不能同於散文；如果將散文分行寫出，就算是詩，那是誰也不能承認的。我們翻開《四川民歌選》第一輯，其中絕大多數的作品是五言與七言（偶爾也有四言、六言與長短句的）。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也不是勞動人民故意模仿古人，正因為在漢語中，五言與七言是寫詩最合適的句調。五言與七言的詩體本是兩千年前勞動人民所創造的，今天的勞動人民仍然喜歡它，運用它。《詩經》中的詩體以四言為主，但是四言句太短了，局限性很大，所以在兩漢歌謠與樂府中，四言很少，而出現了五言與七言的體裁，當然也還偶爾有長短句的雜言。五言和七言兩種為文人所采用，遂成為中國詩歌的普通形式；後來各種詞調和曲牌中，句法長短的配合有很多變化，但是仍然有不少的五言和七言的句子。今天勞動人民在大躍進中表達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思想感情，仍然多是用五言和七言體，而且表達得很好，足見五言和七言仍然是中國勞動人民愛好而且運用得很方便的。我個人的意見，今後新詩的創作，似乎仍然不妨以五言和七言為主，當然，這裏還可以有許多變化。譬如，純粹用五言或七言固然可以，一首詩中五言與七言雜用也可以，古時的詞調與曲牌，其中長短句的配合都有很美的音節，新詩作者如果能熟讀一些古典詞曲的佳作，將這些音節諧美的長短句調，偶爾運化於新詩的創作中，也未嚐不可。
再談，新詩是否要押韻？中國古典詩歌都是押韻的，外國詩中絕大部分也是押韻的，中國古民歌及今日勞動人民所寫的新民歌幾乎無有不是押韻的，所以新詩仍然應該押韻。當然，押韻的方法也是可以有變化的。可以隔句押韻，這是最普通的形式，也可以每句押韻；可以平聲與平聲同押，仄聲與仄聲同押，這也是最普通的方法。古典詩歌與新民歌多半如此，但是也未嚐不可以平仄通押，古時詞與曲是如此，今日新民歌也有這樣的；長篇的詩也可以轉韻。總之，詩要有韻，好讀，好聽，好記，這是勞動人民所歡迎的（據許多下鄉的同誌談起，農民很喜歡有韻的作品）。
詩中的語言應當自然而簡潔。所謂自然，就是要符合口語，不矯揉造作；所謂簡潔，就是不要嚕囌冗長，有些新詩作者，因為學外國詩，用歐化的句法，詩中的語言往往矯揉造作，一個句子很長，中間有許多形容詞，許多“的”字，讀起來很不順口。馮至同誌批判艾青詩的文章中（見《文學遺產》1958年第一期），曾舉出艾青一首詩中的一段，是這樣的：
阿波裏內爾君
你不僅是個波蘭人
因為你
在我的眼睛裏
真是一節流傳在蒙馬特的故事
那冗長的
惑人的
由瑪格麗特震顫的褪了脂粉的唇邊
吐出的堇色的故事
馮至同誌說：“這樣的詩句，正如艾青自己所說的，假如在作者名字下麵加上一個譯字，我們就會以為是外國人寫的。”試問，這樣詩句的語言，能為中國人民所喜愛嗎？我們再看看新民歌中的語言，都是自然而簡潔。譬如四川新民歌中：
彩霞未露天未曉。
這句詩語言爽潔，如果寫成“彩色的霞還沒有露出天還沒有亮”。那就太嚕囌了。又譬如四川民歌中：
門前柳樹青又青，樹上一對小黃鶯。
這是何等自然而美妙！如果象有些新詩作者的辦法，就要寫成：
門前的一行行的柳樹青又青，
樹上站著一對對的可愛的小黃鶯。
那就拖遝冗長，索然寡味了。古典詩詞中的佳作，其中語言也是自然而簡潔的。謝靈運詩，極講雕琢，而他的名句“池塘生春草”，還是白話；李商隱詩，最為瑰麗，而他的佳作：“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共話巴山夜雨時？”宛如口語。宋詞的音律是相當嚴的，而當時詞人能將尋常語言度入音律，最初一讀，好象聽一個人隨便說話一樣，而仔細尋繹，又都符合韻律，音節很美。這種例子很多，現在僅就辛稼軒詞舉一些：
午醉醒時，鬆窗竹戶，萬千瀟灑。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閑暇。卻怪白鷗，覷著人欲下未下。舊盟都在，新來莫是，別有說話？（《醜奴兒》）
東家娶婦，西家歸女，燈火門前笑語。釀成千頃稻花香，夜費一天風露。（《鵲橋仙》）
乘風好去，長空萬裏，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太常引》）
總之，新民歌與古典詩詞運用語言的自然、簡潔、美妙，都是新詩作者應當學習的。古典詩人在創作實踐中，對於如何精練語言，有豐富的經驗與極好的造詣，新詩作者如果能熟讀古典詩詞中的佳作，自然能夠在其中吸取滋養。這裏暫不多談。
音節諧美也是好詩的一個條件。漢字讀音，有平、上、去、入之分，普通話中，沒有入聲，而仍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之分。我們平日說話，也都有一種自然的音節，也就是四聲或平仄聲的自然配合。創作新詩時，在音節方麵，似乎也應加以注意，讀起來才能諧美悅耳。關於這一方麵，可以參考口語中自然的音節，可以參考新民歌，可以參考樂曲歌詞，也可以參考古典詩詞中各種聲律配合的原則和方式（譬如律詩中的音律配合有一個原則，就是平仄相間。我們今天作新詩，固然不必一定再用律詩的句調，但是這個原則是可以供參考的。假如一句詩中，有幾個平聲字在一起，或是幾個仄聲字在一起，讀起來就顯得單調，不好聽）。
作詩不單要語言精練，而內容也要精練。清人吳喬《圍爐詩話》中曾說：“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這個比喻雖然並不一定十分恰當，但是也有相當道理。這說明詩更要精練，要象醇酒一樣，使人愛好而陶醉，因此而有感發興起的功效。古典詩詞中偉大與傑出的作家在這方麵是很用心而且有很好的成績的（杜甫作詩時，“新詩改罷自長吟”，薑白石作一首詞要“過旬塗稿乃定”。他們創作時所以這樣用心思，費工夫，不僅是在修辭，而更重要的是情思的融煉）。還有，好詩必須具有健康的思想感情與優美的藝術，但是還要具有獨創的風格。
譬如同是好酒，而每一種酒又有其特殊的風味；同是好花，而每一種花又有其不同的色香。古典詩人往往能獨創風格，譬如同是陳訴民生疾苦，彈劾時政腐敗的詩，而白居易的《秦中吟》、《新樂府》和杜甫的《兵車行》、“三吏”、“三別”等詩風格不同；同是反對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主張抗擊女真侵略者，收複中原失地的愛國主義的詞，而辛棄疾的《稼軒詞》與張孝祥的《於湖詞》風格不同。這些都是可以供新詩作者揣摩參考的。
以上所談的幾點粗淺意見，隻是我初步所想到的，不成係統。其中有個別問題，需要詳細討論者，以後有工夫時再談。
1958年12月2日
同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該社編輯部所編《曆史科學中兩條道路的鬥爭（續輯）》，內收兩篇針對先生的大字報，題目分別為《繆老師的封建士大夫觀點》、《評繆老的天才教育與“科班出身”論》。
2月起，為曆史係1957級同學講授中國通史東漢魏晉南北朝部分一學期。
2月14日，赴省文聯，出席由省文聯主持召開的“新詩道路問題座談會”。
6月21日上午9點，應西南師範學院中文係吳宓之邀，到總府街四川省人民委員會交際處第二招待所會晤，以《杜牧詩選》相贈，並述1954年、1956年兩次出差外地的情況。
6月28日，先生再次往訪吳宓，並“贈稿及詩”。
是月，先生作《蘇聯火箭到達月球喜賦二首》詩，《繆鉞全集》失收，抄錄如下：
火箭乘風去，長空任漫遊。嫦娥迎遠客，樽酒話清秋。
已悔偷靈藥，爭禁碧海愁。人間方大慶，同駕返神州。
織女居何處，傳聞銀漢旁。願來學機杼，非僅乞瑤漿。
雲洗羅衣薄，風生翠帶長。支機石畔坐，仔細說耕桑。
9月起，開始培養研究生，招收1959級魏晉南北朝史方向研究生一名：馬德真。為1959級同學講授中國通史兩漢魏晉南北朝部分一學期。
10月8日，夏承燾日記記：“昨黎子耀送來繆彥威所贈近著《巴蜀文化初論商榷》一冊，夕作覆書，問借元遺山詞箋稿，為詞林係年參考。頗思得暇一遊成都，侵尋垂老，未與彥威識麵，不勝悵望也。”
是年，受聘為成都市政協委員。
發表文章
新詩怎樣在民歌和古典詩詞歌曲的基礎上發展（《星星》1959年1月號。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繆鉞全集》失收）
《巴蜀文化初論》商榷（《四川大學學報》1959年第4期）
辛棄疾詞淺釋（《星星》1959年7月號、8月號，因內容重複，未收入《全集》）
編年詩
《蘇聯火箭到達月球喜賦二首》
〇1960年庚子先生五十六歲
本年先生在四川大學曆史係任教。
1月1日，《人民川大》第349期第四版發表先生文章《反右傾，鼓幹勁，迎接新年》，《繆鉞全集》失收，抄錄如下：
1960年的元旦將要到來了。在黨的領導下，經過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的繼續躍進，全國麵貌煥然一新，工農業生產以及文化教育科學藝術各方麵的事業都突飛猛進，創造出輝煌的成績，這是令人歡欣無量的。我學習了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文件以及慶祝建國十周年時黨中央負責同誌們的報告，受到很大的啟發與鼓舞。當此舊年將逝新年將臨之時，我要以反右傾鼓幹勁的精神迎接新年，對於自己在政治與業務兩方麵躍進的方向，有初步的計劃。
首先我堅決加強思想改造，迅速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而改造又要與服務相結合。我們現在一切工作都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而要想服務得好，必須具有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所以思想改造是首要的。但是思想改造不是輕而易舉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不能停止在口頭上與空泛的認識上，必須在服務的工作實踐中鍛煉，通過不斷的思想鬥爭，興無滅資，使舊思想的殘餘逐漸消滅，而新的正確的思想鞏固起來。所以服務也就是工作的過程與檢驗工作的尺度。至於如何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則主要在於學習毛澤東思想，熟讀精讀毛主席著作，聯係自己的思想實際。
在教學與科研工作方麵，必須首先樹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正確方向，這是我在教育革命後深切體會到的。我將努力鑽研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掌握理論，結合中國曆史實際，運用在教學與科研中。1960年暑假後，曆史係中國古代史教研組將開設中國經濟史專門化，其中中心課程中國土地製度史的上一半由我擔任講授。土地製度是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中的重要問題，近來國內史學界正對此問題展開討論。我將在這一方麵努力，通過自己的研究與教研組同誌間的討論，解決中國封建社會土地製度中的重要問題，在史學上作出貢獻。此外，也還要結合我原有的基礎，作其他方麵的科學研究，如撰寫古典文學作家傳記及中國古代史方麵的專題論文等。
在教育學生、指導研究生、培養青年教師方麵，我也要盡最大的努力，用多快好省的方法，使他們迅速成長起來。我將用我所有的關於中國古代史、中國古典文學、古代漢語各方麵的知識幫助他們，使他們能具有多方麵的文化修養，將來做中國曆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時，將有許多便利。
《星星》2月號發表先生文章《學習毛澤東文藝思想，做好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繆鉞全集》失收，抄錄如下：
我自少喜歡讀中國古典詩詞，但是我欣賞的標準是不對的。我常是偏重藝術性，忽視思想性。譬如我雖然知道杜甫之所以偉大在於他有憂國憂民的情思，但是我讀杜詩時，常是過多的欣賞玩味其中藝術的卓絕；我喜歡宋詩，並不注重探索其中的思想性、人民性，而是欣賞它的清奇瘦勁之美；我喜讀辛稼軒詞，而同時也喜歡晏小山、薑白石等人的詞，認為他們都能獨創風格，各有千秋。
解放以後，我學習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認識到“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應當“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批判了我以前欣賞古典詩歌的錯誤標準、錯誤觀點，決心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運用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古典詩人及其作品重新評價。
不過，在工作實踐中，我又感覺到，真能深透體會毛主席的文藝理論，正確的運用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是很不容易的。譬如，政治標準第一，是首要的，這一點是認識到了，但是並不等於說，藝術標準可以忽視。毛主席說：
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與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隻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91頁）。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運用於論述古典詩歌時，首先應當著重闡發其中的政治思想性，而同時也要分析它的藝術性，二者雖有首要與次要之分，但是應當是結合的，不是分離的，更不是對立的。如果我們論述一位古典詩人，隻舉例說明他的作品中如何陳述民生疾苦，揭發統治階級的罪惡，或者如何主張抗擊外族統治者的侵略，有愛國主義精神，而對他的作品中的風骨、意境、韻味以及表達的方法、造字煉句的技巧等，完全不提，或者說得很少，這也是片麵不全的。這樣一來，仿佛是在論述一位思想家，而不是論述一位詩人了。
如果論述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隻闡發其中思想的進步性就夠了，因為這部書不是文學作品。但是論述古典詩歌時，就不能這樣簡單。
還有，用政治標準衡量古典詩歌，如果想做好，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毛主席指示我們說：
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於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曆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采取不同態度（《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91頁）。
毛主席這幾句話非常精辟。我們要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檢查古典文學作品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曆史上有無進步意義，也就必須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結合當時具體曆史條件來考查，而不可以脫離當時曆史實際，對古典文學作家提出過高的要求（近來有的同誌所寫評價陶淵明、李清照等人的文章中，曾出現過這種情況）。
就我個人來說，我在中國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中，論述古典詩人及其作品時，或是舊思想作怪，仍然偏重藝術性而忽視思想性；或是雖然著重闡發了作品中的思想性，但是不能很好的將它的藝術性結合起來；或是對於某些詩人，在運用政治標準去衡量時，感到困難，沒有把握（如李商隱），因此不敢做出全麵的評價。以上諸種情況，都說明我雖然學習了毛主席的文藝理論，但是不深不透，因此不能很好的運用去研治中國古典文學。今後應當繼續努力學習。現在全國展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高潮，這是一件大好事。學習毛澤東思想，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思想，指導工作，是今後我國人人應當努力的。
2月起，為曆史係1959級同學講授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部分一學期。
4月，先生被選為校先進工作者。
5月26日中午，應吳宓之邀，到總府街四川省人民委員會交際處第二招待所會晤。
是年曆史係舉行“巴蜀文化學術討論會”，先生與徐中舒、蒙文通、馮漢驥等在會上發言。
同年，曆史係將中國史教研組分設為中國古代史教研組和中國近代史教研組，先生改任中國古代史教研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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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傾，鼓幹勁，迎接新年（《人民川大》1960年1月1日第349期。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繆鉞全集》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