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達斯
本書中收錄的論文都是過去三十年間因為各種原因在不同情況下寫的。他們幾乎不像人們希望的那樣主題統一連貫，也與任何特定的理論模式無關。即使這樣，人們仍然可以在本書中發現一個統一的線索，這就是：按照不同文學與文學文本的相似和差異、含混和挪用及其社會曆史和跨文化意義進行研究。與這些文章的寫作背景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是印度文學研究的轉向趨勢，這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就開始顯露跡象。那時，至少是很大部分印度的英語文學和各種印度語言文學研究者，開始承認大學院係嚴格劃分所造成的局限，並試圖跨越文學的語言邊界。
長期以來，在既對同一種語言創作的文學關係進行研究，也對不同語言的文學關係進行研究方麵，印度研究者的作為即使不令人懷疑，也是相當粗疏的。結果，與不同語言和文學文化情境之間聯係和交流的曆史相關的問題，仍然處於批評關注的邊緣地帶。但是，對於新興的比較文學學科而言，這些問題卻變成了探索的核心，印度學術界卻長期忽視它們。像19世紀誕生的其他兩門學科即比較語言學和比較神話學一樣，比較文學生來就堅信人類精神的和諧統一。1837年，盡管不是比較文學研究者，卡迪納爾·紐曼（Cardinal Newman）依然在《大學教育的範圍和本質》一書中寫道：“地理方位、時代和語言等環境因素似乎對文學的特性很少或沒有什麼影響，整體來看，所有的文學都是統一的。”今天，這種文學統一論必定遭到排斥，人們將之視為即使不是幼稚到不值得認真思考，也是不合標準的一種觀點。與比較語言學和比較神話學的創始者的觀點非常相似，早期比較文學研究者努力的結果，與其說是證明文學的基本統一，不如說是認識文學之間存在的關係網絡。
正如雷納·韋勒克所描述的那樣，比較文學早期先驅者如路易斯·貝茲（Louis Betz）、巴登斯貝格（Baldensperger）和E．R．卡提烏斯（Ernst Robert Curtius）等“都是一些處於民族國家之間的十字路口，或至少是站在單一民族邊界上的人”。他們試圖創立一門新的學科，探索不同文學之間的聯係，確立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似和差異的方法。然而，歸根結底，幾乎所有人都觸及文化權力政治（cultural power politics）。並非是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被什麼文化統治政策所影響，而是其首創的影響和衝擊研究不幸退化，韋勒克輕蔑地稱其為“文化簿記”（cultural book－keeping），它似乎要把一種語言文學對另一種語言文學的霸權合法化。換句話說，本來想為單一語言範圍的民族文學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比較文學這門新的學科通過研究影響和衝擊的曆史，卻也成了鼓吹民族傲慢的工具。在其早期階段，兩種相互矛盾的力量存在於比較文學研究之中。一方麵，比較文學有力地質疑民族文學的虛假孤立，顯示不同文學之間的關係是不容否認的曆史事實；另一方麵，它卻將研究範圍收縮至影響研究之內，認為發生影響的文學要比受到影響的文學高級得多，這就令人難以覺察地服務於民族傲慢的事業。
然而，早期比較文學研究的理論框架已經被更富想象力和更加靈活的框架所取代，新的研究領域在世界不同地方得到一致認可。盡管有了新的研究領域，比較文學仍然在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所代表的極端立場之間搖擺，前一個學派認可強烈的經驗主義和審慎嚴謹，後一個學派靈活性更強，並更富冒險精神。同時，批評理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視聽媒介的奇妙衝擊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讀者對作為人類活動之一的文學的理解。並且，世界各地巨大的政治變化導致新的國家出現，形成新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這些都迫使我們從不同的視角審視文學關係和文學交流的問題。幾年以前，上海外語學院（現為上海外國語大學——譯者按）的遠浩一先生在一篇談論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文章中寫道：“如果文學流派的批評家們相信，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已經解決所有關於比較文學的基本問題，那麼，他們就是在暗示，這兩個學派沒有遇到或思考過的問題要麼應該不假思索地排除在比較文學之外，要麼就以普羅克拉斯提斯方式（Procrustean manner）強行納入固定的研究模式。然而，問題如此之多，我們對他們的立場不敢苟同。非洲和拉美文學的問題，以及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東方文學的問題可能受到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