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動“大躍進”的1958年南寧會議
專家說史
作者：羅平漢
1958年，共和國曆史上的“大躍進”之年。這年1月11日至22日召開的南寧會議，是發動“大躍進”的一次重要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1956年以來的反冒進提出嚴厲批評，使黨內思想統一到“躍進”即冒進上來;提出了生產計劃三本賬的問題，為“大躍進”中各種高指標的提出開了綠燈。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
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1956年經濟建設的反冒進方針首次作了公開批評，認為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慢騰騰，而是應該冒一點，“大躍進”運動由此拉開序幕。同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慶典活動，並出席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期間，他提出中國用15年時間實現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趕超英國的目標。“大躍進”運動“超英趕美”口號由此發端。
1958年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開局之年，《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乘風破浪》的元旦社論。社論強調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僅僅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的萬裏長征中的第一步。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算起還要10年到15年時間。社論向全國人民提出一個超英趕美的具體時間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在這以後，還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準備再用20年到30年的時間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美國，以便逐步地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現在看來，提出這樣的時間表是多麼的不現實，建成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必然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過程，但那是一個充滿激情和充滿自信的年代，人們相信有了“一五”計劃勝利完成的經驗，有了先進的社會製度，有了整風運動後六億人民衝天的幹勁，再加上地大物博的優越條件，這個目標是完全能夠實現的。而這個目標的提出，又進一步激化了人們的“大躍進”熱情，並以更加急切的心情盼望這個目標的早日實現。
為了進一步克服黨內的右傾保守思想，將“大躍進”引向高潮，進入1958年後，毛澤東先後主持召開了一係列以批評反冒進為中心內容的會議。
1月3日和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上，作了兩次講話，均涉及反冒進問題。他說，治淮（河）原來計劃低了，後來超過了，批評了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第四、第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傾。1956年的工業產值增31%，沒有1956年的突飛猛進，就不能完成五年計劃。今年3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10月開黨代會再比一次。講話中還指名道姓地批評了主張反冒進的周恩來等人。
杭州會議剛剛開完，南寧會議於1月11日召開，會議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一開始，就印發了22個參考文件，其中有3個文件是作為多快好省的對立麵即反冒進的材料印發。這3個材料是：李先念1956年6月15日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報告中關於反冒進的一段話，6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11月10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控製數字的報告》的節錄。這預示著會議的主題，由原本是討論1958年的預算和經濟計劃變成了批評反冒進。會議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11日晚，毛澤東作了第一次講話，一開始就對國務院的工作和反冒進提出了批評。毛澤東說：關於向人代會的報告，我兩年沒有看了（為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我不負責）。章伯鈞說國務院隻給成品，不讓參加設計，我很同情，不過他是想搞資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我們是無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於強迫簽字。隻給成品，不給材料。要離開本子講問題，把主要思想提出來交談。說明為什麼要這樣辦，不那麼辦？財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報，報告也一般不大好談，不講考據之學、辭章之學和義理之學。前者是修辭問題，後者是概念和推理問題。
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自己紅了，鑽到那裏邊去出不來，義理之學也不講了。如反冒進。1956年冒進，1957年反冒進，1958年又恢複冒進。看是冒進好，還是反冒進好？他還舉例說，河北省1956年興修水利工程1700萬畝，1957年興修水利工程2000萬畝，1958年2700萬畝。治淮河，解放以後七八年花了12億人民幣，隻做了12億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16億土方，隻花了幾千萬元。毛澤東還用帶著警告的語氣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民一泄了氣，不得了。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幾個指頭生了瘡？不過一個指頭有毛病，不過多用了一些錢，多用了一些人，就“庫空如洗”呀，“市場緊張”呀。隻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治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了半年不就變了嗎？錢多花了，計劃大了，要批評，我也批評過，如廣東、河北通縣專區產量定得過高。我是“抱著石頭打泡泅（湖南方言，遊泳之意）”，做事曆來是穩當的。
毛澤東將工作的成績與缺點比喻為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認為這是關係六億人的問題。他說：對於我們共產黨，對於我們的事業來講，總是九個指頭是好的，不過一個指頭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搞泄氣，使整個工作受到很大損失的問題。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麵“反冒進”。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未劃右派）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陳叔通也講過：“我看方針是冒進為主，保守為副。”過去北方畝產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積20年之經驗，隻給我們留下4萬噸鋼（年產）。“好大喜功”，看什麼大，什麼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
12日，毛澤東第二次發表講話，對反冒進再次提出批評。他說：“在杭州會議上，我當著恩來發了一通牢騷。《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對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個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麼原因，全國各地的報紙、大小刊物都登載了，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財經工作有很大成績，十個指頭隻有一個不好，講過一萬次不靈。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這一次，千裏迢迢請同誌們來一趟，是總理建議的。本來我不想多談，有點灰心喪誌。”他還說，三中全會，我講去年砍掉了三個東西，沒人反對，我得彩了。又複辟了，就又有勇氣找部長談話了。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誌拋到離右派隻有50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麵反冒進，什麼“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個大？
毛澤東接著說：我要爭取講話。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進，二中全會我講了七條，是妥協方案，解決得不徹底。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我承認部分錢花得不當，未講透，那股反冒進的風就刮普遍了。廖魯言（農業部長）向我反映，四十條被吹掉了，似乎並不可惜。對此可惜的人有多少？歎一口氣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三個東西。有三種人：第一種人說，“吹掉了四十條，中國方能得救”;第二種人是中間派，不痛不癢，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種人歎氣。總要分清國共界限，是國民黨是促進的，還是共產黨是促進的？
毛澤東還說：反冒進的人為黨為國，憂慮無窮，脫離了大多數部長和省委書記，脫離了六億人民。請看一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此文使登徒子兩千年不得翻身。宋玉的方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九個指頭不說，隻說一個指頭，就是這種方法。我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六億人民泄了氣，還有什麼群眾路線？看問題，要從六億人民出發，要分別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質、現象。
周恩來因為工作關係，直到1月13日才乘飛機抵達南寧。14日會議上，毛澤東作第三次講話，主要講工作方法問題，總共講了24條，並繼續對反冒進和國務院的工作提出了措辭比較尖銳的批評。說反冒進就是講平衡，“卻不知道反冒進傷了許多人的心，興修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他再次強調，要注意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區別，不要采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做法，曆史上教條主義這樣搞過，因小失大。
“我是反反冒進的”
從1月15日起，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聽取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和國務院分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彙報1958年的工作安排。當天，負責經濟工作的副總理薄一波（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在會上作了《關於一九五八年計劃（草案）的彙報提要》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