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中全會核心議程變遷
精華選讀
作者：韓福東 張曉強
自1921年建黨至1927年五大召開，6年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了5次。五大正式建立了中央委員會，但因當時正處於國民黨清共的緊要關頭，無法召開中央全會;1928年6、7月間，中共六大召開，黨代會之外的中央全會才成為通例。隻是革命年代，中央全會的召開時間和頻度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以四中全會而言，六屆四中全會（1931）和七屆四中全會（1954）間隔了23年;新中國成立後，因受“文化大革命”影響，九大和十大都沒有召開四中全會。隻有在改革開放之後，每屆四中全會的時間和主題才逐漸出現了一定的規律性。
六屆四中全會：
人事變動和路線之爭
中國共產黨從六大之後才開始召開中央全會。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之下的一個支部。在共產國際的米夫的把持下，27歲的王明成為中共領導者。
“六屆四中全會是很不成功的會議。盡管它是合法的，但是在黨內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羅平漢說。
“六屆四中全會上，李立三因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而下台，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得罪了蘇聯。蘇聯認識到，中共自己產生的領導人不能夠很好地貫徹共產國際的路線，那批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國人——比如王明和博古，開始受到重用。在米夫的把持下，召開了四中全會。”羅平漢說。
現在回首六屆四中全會，最大的看點仍然是人事變動和路線之爭。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一卷（1921—1949），周恩來和瞿秋白主持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進行了批評，但並沒有在思想理論上徹底清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六屆三中全會遭到共產國際批評，被認為犯了“調和主義”錯誤。
米夫1930年7月被任命為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負責人，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他代表共產國際遠東局做結論，此後的一些大政方針也“是按照他的意見來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稱，會上不斷發生激烈的爭論，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組織手段控製會議的進行，四中全會成為以王明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占統治地位的開端。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被糾正後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
六屆四中全會，瞿秋白、李立三和李維漢退出了政治局，新選王明、任弼時、陳鬱、劉少奇、王克全為政治局委員。吊詭的是，在這之後，之前反對六屆三中全會的羅章龍和何孟雄等人也被開除黨籍或受到“無情打擊”。
毛澤東時代的兩次四中全會
七屆四中全會和八屆四中全會是在毛澤東時代召開的。沒有九屆四中全會，也沒有十屆四中全會。黨代會和全會的不正常狀態，是那個混亂年代在最高層的縮影。
七屆四中全會是毛澤東提議召開的，但他本人因在杭州主持起草憲法，沒有參加全會。
在《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中，七屆三中全會有專節介紹，四中全會則僅是一節中的一部分，內容僅占三中全會的四分之一。這意味著在黨史的口徑中，七屆四中全會的重要性遠不如三中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