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下來所認定居住的空間，即為世；而界，是限度。那麼人的悲喜、恩怨、生死，就隻能發生在此世的界內了。
於是人生來就要與世相處。
處，是時間對空間的介入。但就生活而言，它主要是一種方式和準則。
每種方式由各人自己的人格和理想所規定著，而它的結果，就是每人各自不同的命運。
因而，處世即使不是人生的總命題，也是其中的大命題。
對於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來說，讀書、致仕，然後浮遊於宦海之中。這一生所有興衰的總命題，解的就是處世。
對有人來說，處世最要緊的是“術”，而善惡、進退則是次要的事情。無論權術、縱橫術、遠交近攻術，總是一種打擊別人和保存自己的密不可傳的招法和訣竅。作為術，和拳法中的招數自然不同。前者是隱密和莫測的，譬如心術、搗鬼術和造謠術。
挑一件事說，明朝萬曆宰相嚴嵩是害人無數的大奸人，用殺人不見血和吃人不吐骨來形容他都很貼切。但是，沒有人抓到過嚴嵩害人的把柄，也沒有人說得出他幹過的什麼壞事。嚴嵩曆來是黎明即起就上早朝，冬夏皆如此，可謂兢兢業業。他待人總是一副忠厚誠懇之相，也不貪贓，隻是害人。後來皇帝從他兒子家裏抄出足可敵國的巨資，但嚴嵩自己卻不斂財。他害死的名人之一有學者王世貞。當王世貞的兒子跪地哭求嚴嵩網開一麵時，他當時也老淚縱橫，表示能力單薄但必冒死相救。爾後，嚴嵩卻向皇帝建議誅殺了王世貞，可見其兩麵三刀。
雖然民憤鼎沸，嚴嵩還是以80多歲高齡安然死在家裏。而天下人都想對其食肉寢皮，以解心頭之恨。
嚴嵩這殺人不見血的整人方法，終於被曆史證明為大惡。這種愈是害人就愈是忠厚的方法，就是術之一種。當然，術也有用於治國方麵的招法，如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清朝300年間用下嫁公主和推行喇嘛教的政策來摧毀蒙古人之強悍性格。術數與使用的當否和利益的大小有關，與善惡無關。
對於謀求事業成功的人來說，發奮努力的毅力，鍥而不舍的韌勁都不能缺少的。但無論著書立言也好，施善立德也好，搏擊立功也好，除了自身努力，又要有對客觀時勢的觀察和適應。因而處世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法。其優劣關係成敗，亦屬人生大命題。對成就事業者說，處世並不是他們活著的全部目的，至多是使社會容納自己的方法。因而用不著把它搞成像“術”一般的鬼祟和高深，也用不著以此整人樹己，因為沒有任何一項事業是靠“術”來建立的。但為了抗擊社會惡勢力，處世也不能不講些韜略。哥白尼愈是研究科學，就愈是強烈地相信日心說。但他的學術成果公布出來，就無異於投向教會的炸彈。哥白尼於是沉默著研究到死，身後才印行他的著作。中國古代文人吟唱“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亦是一種既保全自身又不同惡人同流合汙的操行氣節，當然也是處世之法。中國書法中兩條著名的原則“違而不犯、合而不同”（孫過庭《書譜》）即是此類處世原則的生動寫照。
還有一種人處世不以術縱橫，也不以法規矩，隻本著道德和理想。他們是人類的優秀分子，卻往往是犧牲者。梵高是一位用油畫來衡量生命的人，但他生命中最強烈的是人的尊嚴，是對人類的愛。而繪畫，隻是他最有力的語言。他出於同情，可以將一個又醜又髒的妓女養在家裏，並照料她的孩子。最後又被這個人坑得一塌糊塗。這也許說明梵高愛心的純度和愛之方式的不合時宜，但證明不了梵高會是一個愚人。他在疾病和貧窮的折磨下，比任何人活得都艱難，但終於一步一步登上了比別人都輝煌的生命之巔。從處世說，梵高或許不宜仿效，但精神粲然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