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中國的全稱應為“中華人民共和詩國”，這是一句妙語，說的是詩的傳統在華夏之地源遠流長。
中國同時也是一個散文大國。若用“除韻文駢文之外的文學樣式”這種標準來看散文，中國兩千年文學史中的佳作，就像一條翡翠的河流，是色彩紛呈與珠玉各異的。漢文雄健壯闊，唐文情濃意暢，宋文理遠意深，明文空靈清明。當然散文大家的出現並不限於漢唐宋明，晉人的文章從來都是雋永非凡的。上溯到春秋時期，莊老孔孟的文章無疑是中國散文的開山宗師。
看待中國散文可依據兩個標準，除區別於韻文駢文這樣一種廣義的散文外，現代的散文係指與小說、詩歌、戲劇與議論並列的一種兼有抒情、敘事與議論的文體。善製此類文字者，便稱散文家。後一種散文的發達，是近百年來的事情，其分野是脫離文言而倡興白話。
這種白話的，區別於其他文體的文學樣式已經有了90年左右的曆史，這是對中國的情形而言。
中國現代文學真正有成績的，也隻有散文。小說與詩歌平心而論始終處在那麼一種草創時期。或者說，本世紀中的白話詩歌和由外域傳入的中短篇小說，其成績若與世界文學的精萃之作進行對話還有尺短寸長的局促，而散文則可旁若無人地進入世界文學的殿堂。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作家的才智都曾經在散文上有過很好的傾注，雖然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是有意無心的。
中國文學的傳統，除詩不論，都可說有散文的背景，而這種散文又常常不能擺脫詩意的浸潤。這種背景在各國文學史上同樣是最悠久的傳統之一。
本世紀90年來，是中國政治變革、民族危機最激烈的時代，藝術家必然要用散文這一最便捷的文體來抒寫心誌。雖然這種抒寫同時兼容了濃重和輕靈。
如果劃分類別，依周作人先生的說法仍是兩類，這和中國古典文學的源流是一致的，即“文以載道”和“詩言誌”兩大走向。
“載道”之文是政治的，是顧念社稷蒼生的、是入道與倫理的。對惡勢力的詛咒與對新時代的讚美都在此列。最具分量的，首推魯迅。他手裏舞著最鋒利的血刃，並以空前的勇氣憑一人向全社會開戰。把時間稍向前推，梁啟超之文的氣勢與煽動力，在當時亦無人堪與匹敵。當時，陳天華、鄒容和國學大師章炳麟的文章亦屬這一類。彼等人後，胡適之、郭沫若、沈雁冰、聶紺弩和巴金等巨匠都以不同的立場、相異的風格將散文作投槍利用，風行一時。劉白羽、魏巍和楊朔之作亦在此列。台灣這類作家的出現要晚得多，有李敖、司馬長風、雷震以及柏楊等人。
既然是“載道”的文章，另外還有一類專事奉迎的文字，這在“文革”10年達到了頂峰。其極致是在1969年前後各省報慶祝“革委會”誕生的社論，如“東北的新曙光”，“芙蓉國裏盡朝暉”，“西南大地的春雷”雲雲，其虛偽矯飾，已無以複加。在“文革”之前的17年中，以散文作表忠心、批異己、粉飾太平的作品亦多不勝數，曇花一現矣。
另一類“言誌”的散文似是這種文體的正宗，寫心跡、袒情懷、摹造化，合於文學的真性。那麼，在這一類作品中，其文學成就和價值也越高。林語堂、周作人諸氏推崇的“小品文”，實為一種閑適、幽默的美文。談天說地，論人述理無所不可，與歐洲17世紀以來的“隨筆”區別並不大。這類作家還可包括豐子愷，梁實秋以及以後的孫犁、賈平凹諸氏。他們的作品在文學史中即使不被列為主流，也足稱散文的中堅。與此相近，又因手法相別的作品有戴望舒、徐誌摩、冰心等用詩筆寫出的散文。擅此道者還有廬隱、張潔等人，雖然她們的作品並不多。而朱自清、吳伯簫等以深摯之筆寫平常際遇的文字，亦是言誌之作。海峽彼岸林清玄、張曉風等人的文字亦不讓大家。
這類作品所依傍的，大致或是明代小品，或是歐美19世紀的詩文，不妨作美文看。
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將敘事性的散文歸在報告文學名下，而專事議論兼談時事的被稱為雜文。在歐美，抒情、寫景、敘事與議論都稱散文，所重的不是題材而在文學價值。拉美地區那種有情節的文字也以散文名之，與小說極相近。
散文在經過“五四”時期的高峰之後，幾乎經過了40年的踟躕。進入90年代，又有了興盛的氣象。這主要是讀者熱情的複蘇，而不見得是散文在寫作中的複蘇。經過作家的努力，中國散文或可升出新的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