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舒萼，清霍州直隸州靈石縣靜升村（今靜升鎮靜升村）人，字偉堂，同治丁卯科（1867年）舉人，光緒丙子科（1876年）進士。曾任直隸（今河北省）文安縣知縣、戶部主事福建司行走，因涉嫌參與“戊戌變法”被罷官，後應聘平遙超山書院山長。
《平遙超山書院創建重修原委碑》（清同治元年·1862年）載：山長必“詢訪進士之有品學者”擔任，且“以縣尊為主，兩學師長為監院，每月官課一次，山長院課一次”。光緒初年，聞聽王舒萼“新中進士，乃靈石名士，遂聘為平遙書院山長”，“由是人文蔚起，科第綿綿”。在平遙超山書院任山長期間，王舒萼仔細研讀了原山長徐繼畬（1795—1873），字鬆龕，五台人，道光進士，曾任廣東按察使、福建巡撫、閩浙總督、太仆寺少卿）所著《瀛寰誌略》，得識晉南聞喜楊深秀，深深認為中國強盛必須變法維新。
光緒十二年（1886年）王舒萼補授直隸文安縣知縣，赴任知縣之前，又一次與楊深秀促膝深談，采納了楊深秀“富國、養民、教民”的建議，決定先從“養民”的“務農”入手。到任後，便親自到縣治所屬各村，“度其原隰，察看地形”，經過一番考察，他認為文安“地勢窊下，雨後眾流所歸，淹沒田禾，所以秋夏成災”。於是“疏鑿”渠道，認真治理，“水害頓減”。並改革種植結構，“教人民多種水稻”，“收成頗豐”。文安鄰接天津，地近京師，他又“勸工、惠商、恤窮”，經濟迅速繁榮。百姓為之大堂懸匾：“民生攸賴”。隨之“興庠立教”，每聞琅琅書聲則喜形於色，更兼“雍和有度，訟理事平”，地方安寧，合縣士庶送匾縣衙“棠蔭春風”。
在與楊深秀等維新派人物的交往中，王舒萼更感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他支持“公車上書”，主張變法圖強，並參加了楊深秀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份創立的關學會。“百日維新”很快失敗，慈禧太後重新“親政”，光緒皇帝被軟禁，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後逃往海外，譚嗣同、楊深秀等“戊戌六君子”被殺害，王舒萼也涉嫌罷歸故裏。事定，文安百姓立《去思碑》以表思念，又悄悄將縣衙大堂兩匾，從河北送到山西，交由王舒萼收存。
當平遙超山書院得知王舒萼正蟄居家鄉時，便派人赴靈石靜升村恒貞堡請王山長出山，再次主講超山書院。王舒萼深知維新無望，遂欣然應允，重理舊業，埋頭教學，常在“士子上課餘暇，教以讀書之法”，“陶鎔日久”，門生學子“受益良多”。
王舒萼一生正所謂“讀書誌在聖賢，非圖科第；為官心存君國，豈計身家。”（朱柏廬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