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
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是蔡元培在北大實行革故鼎新、造成良好學術空氣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實施他的大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體現。
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也同樣緣於他對大學的基本理念。蔡元培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囊括大典”，指對待古今中外不同學派、思想、典籍的態度，主張“大學者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網羅眾家”，則指廣收人才並發揮其所長。自然，這兩者是相互依存和關聯的。因而，蔡元培對教員的選擇，采取了“兼容並包”的方針。
對於“兼容並包”這一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一些論著多從其扶植新文化新思想上立論，這無疑是正確的，也反映了這一辦學思想及其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麵。但僅僅從這一方麵立論還是不夠的，還不能完全表達蔡元培的原意，也沒有全麵反映這一辦學思想的特點。蔡元培作為一位傑出的民主教育家，深知發展教育和繁榮學術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因此，“兼容並包”作為一種辦學思想和辦學方針的提出，及其所以能夠產生巨大的作用和影響，首先是在於它適應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要求，有利於人才培養、學術進步和新思想的傳播。
之所以說“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規律，我們可以對蔡元培提出“兼容並包”的思想內涵加以分析。這主要包括：
首先，這種兼容並包主義，是和蔡元培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原則分不開的。他反對宗派習氣，門戶之見，認為“一己之學說，不得束縛他人；而他人之學說，亦不束縛一己”，學術思想問題，應當“任吾人自由討論”。他曾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應該允許他們並存，自由討論。他認為，我國先秦時代思想界所以出現百家爭鳴這種“空前絕後之偉觀”，是因為“種種學說並興”、“相競相攻”，到漢武帝采董仲舒獨尊儒家之主張，遂使“諸家之說熸矣”。他極力反對這種“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的思想方法，反對封建式政治和文化專製主義對學術思想的束縛。所以他主張“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到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這就是他所提倡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這種思想自由的原則，反映出蔡元培是善於正確處理學術和政治的關係。他並不否認學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而且堅持學術和教育活動必須為民主共和政治，為振興國家服務。同時在學術研究領域，他又把學術和政治作了嚴格區分，這主要表現為：一是不以人廢言；二是反對用政治幹涉學術，反對封建文化專製思想，允許學術研究的自由。這種對學術與政治二者關係的正確處理，既體現了蔡元培辦學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發展學術的客觀要求。陳獨秀在闡述蔡元培兼收並蓄的宗旨時曾說：“北京大學教員中，像崔懷慶、辜湯生、劉申叔、黃季剛四位先生思想雖說是舊一點，但是他們都有專門學問，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劇評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語。蔡先生對於新舊各派兼收並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是尊重講學自由，是尊重新舊一切正當學術討論的自由；並不是毫無分寸，將那不正當的猥褻小說，捧角劇評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劍俠，毫無常識的丹田術數，都包含在內。他是對於各種學說，無論新舊都有討論的自由，不妨礙他們個性的發達；至於融合與否，乃聽從客觀的自然，並不是在主觀上強求他們的融和。我想蔡先生的兼收並蓄的主義，大概總是如此。”這裏所說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也首先說明蔡元培對學術與政治關係的正確處理。陳獨秀對他辦學宗旨的解釋是正確的。
其次，這一方針，也是和蔡元培一向反對專己守殘、注重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能力的主張相聯係的。兼容並包體現了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精神，他認為對於治學者來說，“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學說，就奉為金科玉律，以為什麼問題都可以照他的說法去解決，其餘的學說都可置之不顧了。”這種“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實際上是舊式書院的惡劣學風。而不同學派的並存、各種學術觀點的自由討論，使學生能夠較廣泛接觸教員中不同學派的觀點，不囿於一己之見、一家之說。“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這樣有助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獨立研究的能力，使他們有可能從不同學派的比較中引出新義，提出自己的創見。所以當時北大教授中就廣泛地包含了學術上的不同流派，如史學方麵，有信古派的陳漢章、黃侃等，有疑古派的錢玄同、胡適等；經學方麵，有今文學派的崔適，有古文學派的劉師培；文學方麵，有文言派的黃侃、劉師培、林損等，有白話派的胡適、陳獨秀、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等；在文字訓詁方麵，有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黃侃、馬裕藻，還有其他學派的陳介石、陳漢章、馬敘倫；在舊詩方麵，同時有主唐詩的沈尹默，尚宋詩的黃節，還有宗漢魏的黃侃；等等。可謂容古、今、新、舊各派於一校。教員有不同觀點也可以唱“對台戲”，如胡適和梁漱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請他們各開一課，唱對台戲。王昆侖曾對此回憶說：“蔡先生長北大時，主張百家爭鳴，所以會有兩位教師唱對台戲的情況，這不僅充分表現了學術民主，而且能啟發學生的思路，培養獨立思考、探索真理的興趣與能力。我那時在文科學習，選修文字學。教文字學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新派錢玄同；一位是老派黃侃。我選的是錢玄同的課。一天，我正在課堂聽錢老師講課，不料對麵教室裏正在講課的黃侃大聲地罵起錢玄同來了。錢聽了也滿不在乎，照樣講課。後來，我就既聽錢玄同的課，也聽聽黃侃的課，以便兩相對照。這種情況並非罕見，它生動地反映當時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領導下，‘兼容並包’、百家爭鳴，學術民主的氣氛。”
再者，這一方針，也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風。他深知當時的中國是處於“青黃不接的時代，很難得品學兼備的人才”，他從國家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和民族強盛的願望出發，十分尊重知識、愛護人才。因此對於教員，他認為主要應看他有無專門學問，至於個人的政治傾向，隻要不涉及所授的課程，就不必強求一律。他要求“學生對於教員不宜求全責備，隻要教職員係誠心為學生好，學生總宜原諒他們”。他還針對守舊勢力對北大教員的攻擊，指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處。
蔡元培采兼容並包方針，不拘一格廣泛延攬人才。同時，他對教員的選擇，又堅持了很高的標準。
第一，他提出：“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這就是他所說的教員要“積學與熱心”的標準。他表示延聘教員應向這一標準努力進行。
蔡元培長校後，組織了一個聘任委員會，協助校長聘任教職員。委員以教授為限。規定聘任委員會非校長或其代表人出席不得開會。凡新聘或延聘教授都要經過委員會的審查與投票決定。審核是很嚴格的。如1921年11月周作人推薦俄國學者馬耶所夫講授“歐洲哲學史”，經蔡元培同意提交聘任委員會討論通過。“因會員均以俄國人隻可請講俄國文學之類；若歐洲文學史等，恐與中國人相去無幾也”，未能通過。1818年又由校評議會通過《教員延聘施行細則》，規定第一年為初聘，有效期為一學年，具試用性質，至第二年六月致送續聘書，這才長期有效。過期未送續聘書者，即作為解約。由於重視延聘選拔有真才實學的各方麵人才，北大的教員隊伍發生了很大變化。文科方麵，集中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吳虞、周作人等；同時也有舊學深沉的黃侃、劉師培、黃節、崔適、屠寄、陳介石、陳漢章等人。此外，文科的馬敘倫、陳垣、馬裕藻、朱希祖、馬衡、陳大齊、劉文典、陳寅恪、顧兆熊、陳衡哲、蕭友梅、許之衡、樊際昌、沈兼士、杜國庠、吳承仕、徐悲鴻、徐炳昶、熊十力，法科的馬寅初、陶孟和、周覽、陳啟修、黃有昌、王寵惠、張耀曾等人也都是國內聞名的專家學者。理科方麵，知名教授如李四光、顏任光、何傑、翁文灝、鍾觀光、李書華、夏元瑮、秦汾、王仁輔、丁文仁、俞同奎、何育傑、胡濬濟、馮祖荀、溫宗禹、任鴻雋、王尚濟，外籍教授葛利普等。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實可謂人才薈萃，學術空氣濃厚，盛極一時。
對於那些學術水平低下、不適合在大學任教的，不論中外教員，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約合同予以解聘。如品行不端的所謂“探豔團”團長、英文教員徐佩銑等，被解聘出校。當時北大有幾位外籍教員，多是由外國駐華公使館或我國駐外使館私人介紹來的。其中有的人不學無術，個別的品行不端，蔡元培即按照合同將他們停聘。1917年3月18日，蔡元培將不稱職的英籍教員克德來（Cartwright）、燕瑞博（Robert William Swallow）解職，《北京日報》刊登了消息，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先是，他們具呈控告北大及蔡元培，說是指稱他們不堪勝任教職，使其今後職業大受損害，為此要求索取一年薪金及克德來合同未滿之二年薪金。當時，“克德來索討銀幣5400元，燕瑞博索討銀幣4200元”，克德來還以違反合同為名，“更向北京大學及蔡君索償銀幣9450元”。繼之，英國公使館公開出麵幹涉，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最後，由英國公使朱爾典親自出馬，找蔡元培直接談判，進行恫嚇。對此，蔡元培毫不退縮和畏懼，據理批駁。當外交部和教育部多次來函詢問情況，要北大和平解決，並指責蔡元培不應在報端先行宣布時，他明確回答說：“本校辭退克教員，係按照合同第九條辦理，毫無不合。”“以是本校雖承貴部諄諄以和平解決相勸，而苦別無辦法。若該教員必欲赴訴，則聽其自由而已。”至於報端公布，應由該報自負責任，“不能謂出於本校之主使調唆”。在同朱爾典談判時，他拒絕了對方要北大續聘的無理要求，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竟威脅說：“閣下願意作為證人出庭嗎？”蔡元培嚴正回答：“如果按照法律，需要我作證，我也許會出庭。”另一個法國教員被裁後也因此向法庭控告，蔡元培委托王寵惠出庭，因有聘約為據，對方無法得逞。這一時期被解聘的外籍教員還有牛蘭德（Newland）、斯華魯（Swallow）、倫特（Lent）、紐倫等。蔡元培後來論及此事時曾說：“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我們斟酌了一下，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蔡元培為了祖國的教育事業，敢於頂住帝國主義分子的壓力，表現了他革新的決心和勇氣，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氣概。
由於廣延積學而熱心之士，這時北大的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許多學生稱讚大多數教授“學識豐富而有見解”；遠近學生也都慕名而來。
第二，對教員的品德也有一定的要求。蔡元培從人才難得、不能求全責備的觀點出發，“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外言動，悉聽自由”。對於那些素行失檢者，隻要不荒廢功課，亦取自由主義態度；但他對此有一個要求，即“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所以他雖致力於邀約飽學之士來校任教，增進學生的智識；但亦十分注意學生品德的修養。如果教員的行為有影響學生墮落的危險，則無論他們的學識如何淵博，也不姑息。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發起進德會，在教職員中提倡個人道德修養，他特意婉請素行不檢的教職員入會。一年之後，將幾個雖有學術聲譽而私生活仍舊糜爛的教授決意解聘。
第三，要求講究教授法。蔡元培很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研究能力，指出：“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下自由的研究學問的。”他要求教員能夠引導、啟發學生從事研究，反對那種“注水入瓶，注滿就算完事”的教學方法，認為大學中“全為注入式的講義，課程繁重，使學生無自修之餘暇，又安有自動之機會”。因此他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作為學科教授會的一項重要任務。他到校後，即針對當時北大教學上的弊病，把“改良講義”作為一項重要計劃提了出來，主張“以後所印講義，隻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精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采取每門課都發給學生綱要式講義的辦法，對改進教授法起了很好的作用。當時北大教員的講義多是隨講隨印隨發，由於將講演內容印成講義分發，與口授不同，教員編寫時自然格外要求材料精確明晰；課堂講授時也不便簡單重複講義內容，這就需要擇其要者作新的補充和發揮；同時也不能年年照發舊講義，而必須有新的增訂和安排，所以這樣做對教學雙方都大有益處。當時北大一些教員為學生所編寫的講義，經過修改潤色後，就是一部學術著作。由學校出版的一套《北京大學叢書》，其中如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陳大齊的《心理學大綱》，梁漱溟的《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徐寶璜的《新聞學大意》，胡鈞的《中國財政史講義》，陳映璜的《人類學》等，都是由講義而成書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部對中國小說史具有開山意義的輝煌著作，它也是魯迅這時在北大講課用的講義修訂而成的。蔡元培對這項工作是極為重視的，常常為著作撰寫序跋介紹。如他為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作的序文中稱讚說：“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才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並列舉了該書在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以及係統的研究等幾方麵的長處。他為徐寶璜所著《新聞學大意》一書寫的序中，稱讚他留美歸國後，根據往日所得之學理，證以近今所見之事實，參稽互證；他任新聞學研究會主任一年以來，四易其稿，“為此《新聞學》一篇，在我國新聞界實為‘破天荒’之作”。而對於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他更是推崇備至。
第四，對教員的教學任務也提出了一定要求。原先北大教員中兼課之風很盛，而法科教員中也多是由政府官吏兼任。蔡元培到校後，增加了專任教員，並發出通告規定教員擔任教課鍾點辦法。按照這個辦法，本校專任教員不得在他校兼課，而政府官吏不得為本校專任教員。這時北大教員分教授、講師、助教三種，助教不授課，隻在係裏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教授與講師均授課。講師係指在校外擔任職務而在本校兼課的教員，當時講師除是按授課鍾點計酬外，與教授沒有地位的區別。教授為專任教員，如教授改在其他機關任職，其在本校職務則改為講師。上述辦法還規定，本校教員任課鍾點以20小時（每星期）為度，兼任教員在本校任課鍾點已達12小時者，在他校兼課不能超過8小時；教員請假過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辭退。這些規定，對提高教學質量起了一定作用。
蔡元培對教員的延聘，既是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又是堅持原則，有一定的標準；同時，他對教員又是十分尊重和愛護的。1922年2月，他根據教授聘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特地提出《教員保障案》，以完善教授的聘任及任職的製度，這個提案經校評議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並付諸實行。提案的全文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