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教育獨立思想(1 / 3)

教育獨立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從其提出的曆史背景及主要內容來看,它包含著兩個方麵的意義,一是反對教育依附於政治、依附於宗教,強調教育的相對獨立性。正如他在民初《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中所說:“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於政治者。專製時代(兼立憲而含專製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這比較符合當時教育發展的要求,具有普遍的意義。二是他針對當時軍閥政府摧殘教育,要求教育經費獨立、教育行政獨立等等,而這又是同他的不合作主義相聯係的。當然,這兩個方麵是既相互聯係又相互區別的。

一、“教育獨立議”的提出及其內涵

1922年3月,蔡元培發表了《教育獨立議》一文。他針對北洋軍閥政府摧殘教育事業的嚴重狀況,提出“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他的“教育獨立”的主張,在當時的教育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教育獨立”的要求作為一種教育思潮,在1915年以後就在我國出現了。這不是偶然的。由於辛亥革命的失敗,各派軍閥連年混戰,北京政府政潮迭起,時局混亂,百業凋敝,這使教育危機日益嚴重。從1912年民國建立到1916年五年之間,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就更換了十幾任,這深刻反映了當時政局的動蕩。曆屆軍閥政府忙於內戰,國家預算多作軍費,致使教育經費奇絀。據統計,這時北京政府的預算,僅軍費一項就占一半以上,而教育經費隻占1.2%。以北京大學為例,北京政府於1919年確定北大經費每年為792459元,這個數目直至1924年止沒有變更;而實際上北京政府常以國庫支絀為由,不照預算撥付,最嚴重時一年僅發五個月經費。至於教職員薪資的積欠也很嚴重,有時一個月隻能領半薪,許多教員不得不用兼課的辦法維持生計;後來發展到最嚴重的年份(如1925、1926年),有的教員一星期兼課竟達四、五十個課時,重複的鍾點隻得用輪流請假的辦法對付。1922年4月,蔡元培在向全校教職員報告籌劃經費的情形時,曾沉痛地說:“一次一次的來報告,簡直是絕望了。我不敢對諸位先生敷衍、搪塞,所以據實報告。但是諸先生所受經濟的痛苦,已經達到極點,我任校長的,還不過這麼一種絕望的報告。我個人對於諸先生的歉疚、慚愧,真非言語所能形容了。”當時經費竭蹶的嚴重情況,使北大等校陷於麵臨停頓的境遇。當時教育界曾以“風雨飄搖,幾瀕破產”來形容教育事業受軍閥嚴重摧殘的情況。同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也加深了我國教育的危機,而帝國主義各國對我國教育事業的控製更是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這一切表明,辛亥革命後,資產階級要求的新教育不但沒能在全國範圍確立起來,而且教育事業日益陷於困境。

對於這種狀況,蔡元培是深為憂慮和不滿的。1920年10月,由於五四以後他繼續在北大推行改革,“這時候張作霖、曹錕等,深不以我為然,尤於北大男女同學一點,引為口實。李君石曾為緩和此種摩擦起見,運動政府,派我往歐美考察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適羅君鈞任(文幹)由政府派往歐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約同行”。他這次赴歐美各國考察教育,除物色、聘任教員,協助勤工儉學等事宜外,還要爭取收回庚子賠款用來辦學,向華僑募捐建造新的圖書館。在此期間,他曾多次談到國內和北大令人擔憂的情狀。在美國舊金山華僑歡迎會上,他痛切剖析國內積弊,他說:“國家金錢,不用以興利舉廢,而為兵所消耗,武人擁兵自雄,殺人盈野,以吾人脂膏,盡充軍餉,全不想國家若危,己焉能安。”揭露了造成國內政治黑暗、教育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他描述了當時國內大學教育的狀況:“顧中國歹人耗費國家金錢,好事反無力舉辦。國立大學隻有四個。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學,隻有法、工兩科。山西大學雖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學生亦僅幾百人。東南大學新辦預科,其幼稚可以想見。美國私立大學很多,共有幾百個。中國之私立大學,亦寥若晨星,北京則有中國、民國,上海則有大同、複旦,且經費均感困難。此外則有廈門大學,由陳嘉庚先生獨捐四百萬,辦預科。”“北大因經費不足,每年隻招三百人,而與考者每多至千餘人,勢不能全數收納。”他還特別介紹了近年來北大興利除弊的舉措,並以五四運動為例,指出“北大學生最關心國家大事”。他希望華僑能更多地關注國內和北大的事業。8月間,他應教育部之命,順道到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會議。他後來曾談及當時與會的心情,他說:“我們的教育辦得如何,我們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到了這個時候,也就不能不說幾句撐場麵的話。尤其是在檀香山的太平洋教育會議席上,各國的代表都要貢獻他國內的教育成績,而我們正是首都國立高等學校陷於破產的時候,使人心裏實在難受。”

正是在這種教育危機日益嚴重的情勢下,教育界發出了“教育獨立”的呼聲,要求擺脫封建軍閥政府和外國勢力的桎梏,要求獨立自主地發展本國的新教育。這種“教育獨立”的主張所包括的內容大致為:(一)教育經費獨立;(二)教育事務獨立;(三)教育離政治而獨立;(四)教育離宗教而獨立;(五)高等教育之學術獨立。在上述主張中,爭取教育經費的獨立成為最緊迫的問題。

這一時期,北大等校教職員為索取積欠的薪資和學校經費而進行的鬥爭事件,屢見記載。1919年12月15日,北京小學以上學校教職員為要求清償舊欠,改發現洋(當時多以票洋代銀元發薪,而票洋大量貶值),決定是日起全體停止職務(即罷教),並成立固定組織,馬敘倫、王桐齡任總務,陶孟和、李大釗等負責新聞組工作。北大教職員參加了這次統一行動。蔡元培認為多數教職員辭職,校長也當然要辭職。12月31日,他與北京各大專校長一同提出辭職,辭呈稱:“竊自教職員停止職務以來,倏已半月,迭經設法疏通,迄無效果,轉瞬假期屆滿,更屬無法支持。既未便坐視,又無法進行,唯有懇請大總統準予辭職,並迅即派妥員接替,無任屏營待命之至。”因未見複文,翌年1月8日複再呈辭職。後經教育部對各校長慰留,事態漸趨緩和,但按常例,蔡係總統任命,還須總統下令慰留方生效,而當時總統沒有另文挽留,於是輿論又盛傳要撤換蔡元培。同年一月,教職員聯合會代表馬敘倫等26人,聯名上書總統,要求挽蔡,呈稱:“時逾兩旬,未蒙大總統慰留,吝校方深疑慮,近觀本京報載,教育部將蔡校長辭職事件提交國務會議,業經通過,準於辭職。雖事關密勿,無從證明,特蔡校長與北京各國立校長及京師學務局聯名辭職既經全體慰留,未便忽令獨去。況現在各校業已回複原狀;在蔡校長已無責任之可言,在政府於學界甫就寧靜之際,亦似不宜再生枝節。本會深恐萬一報紙傳聞竟成事實,去夏劇潮可為殷鑒。”馬文以五四學潮相警告,北京政府自然記憶猶新,最後不得不由總統下令表示慰留,但此事反映了反動當局去蔡之心不死。這次集體停止職務和辭職事件,說明了當時教育界的嚴重狀況。

1920年上半年,北大等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教職員,因教育基金無著,薪資積欠,遂進行教育經費獨立的運動。這一年九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通過了教育經費獨立的議決案,要求教育經費不得移作他用。1921年3月,各校教職員相繼罷教,要求政府指定專項教育基金和清償積欠。李大釗曾參加領導這次向軍閥政府開展的“索薪鬥爭”。軍閥政府對國立八校教職員的索薪要求竟不加理睬,各校教職員因此由罷教發展到提出一律辭職,並與學生一道向反動當局請願。6月2日,北京公立29所大中學校學生代表齊集新華門向國務院請願,代表們守候了一夜,拒不得入。3日,三百多名學生又冒雨趕來,國立八校的教職員也相繼來到,一時新華門前擠滿了請願的人群。反動政府不但拒絕接見,竟還指使軍警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北大教授馬敘倫、沈士遠等教職員和學生數十人當場被毆傷。李大釗不顧自己頭部被刺傷流血,麵對凶手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痛斥了軍閥政府的暴行,使請願群眾受到很大鼓舞。這一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社會輿論發出“京中已無教育”的呼聲,馬敘倫教授曾憤而絕食。這次鬥爭主要是以爭取教育經費為目的的,但它反映了當時深刻的社會危機,特別是教育危機的嚴重性。

1922年初,由於曆屆軍閥政府的摧殘,教育危機日益嚴重,這時教育界由原來爭取教育經費獨立,進一步提出整個教育獨立的要求。他們對軍閥派係之間內戰頻仍,政潮迭起,教育事業風雨飄搖、幾瀕破產的狀況,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提出了爭取教育獨立的三個基本要求:教育經費應急謀獨立,教育基金應急謀指定,教育製度應急謀獨立。當時不僅教育界人士從事爭取教育獨立活動,而且廣大學生也參加進來,組織了全國教育獨立運動會,發表宣言,鼓動學界共同進行。“各方麵加入該會者極多。”在當時教育危機極端嚴重的情況下,爭取教育獨立運動在北大以至在整個教育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21年9月,蔡元培從歐洲考察教育回國。他對教職員的罷教行動不甚讚同。他曾召集北大教職員會議,提出對政府不滿盡可采取不合作態度,可自動辭職以示抗議;而因索薪罷教貽誤學生學業,則有違教師的表率作用。這不是從政治鬥爭的需要著眼,顯然是一種近於迂腐的看法。他讚同向政府提出發還教職員欠薪的要求,但認為罷教期間未為學生上課,領取的薪資應該交公。當時教職員曾接受他的勸說,準備歸還罷教期間領取的薪金。原來在5月間教員集會時,胡適也曾提議:本校教職員自本年4月份罷工期間內應得之薪俸,凡每人每月在60元以上者全數捐作圖書館建築費;每月薪俸在60元以下者,自由捐助。後經全體討論同意不分薪俸多寡,都全數捐助。但因欠薪日益增多,這些辦法,實際上是辦不到的,特別是教育經費困難已日益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1922年8月,由於經費無著,“各校招生之舉,業已停頓,數千來京應試之學生,頓起恐慌。即各校舊生,亦以開學無期,非常失望”。北京國立八校校長蔡元培、李建勳、許壽裳、王家駒、周頌聲、俞同奎、吳宗栻、鄭錦及教職員代表,曾到教育部要求發給積欠的經費(積欠達五個月以上,此次隻要求先給三個月),以解燃眉之急。這一合理的要求竟遭拒絕,並遭到無端侮辱。八校校長曾為此憤而提出辭職,並向全國各界通電指出:“教育經費,積欠五個月以上。北京國立八校校長暨教職員代表二十一人,根據閣議,並經教育王總長預向交通高總長介紹,允於本日上午在交部接見。詎到部後,始則閉門不納;繼則談話未終,突來部員多人咆哮怒罵;部長托詞赴院,一去不回;憲兵巡警盤詰監視;自朝至暮,毫無結果。似此蹂躪,萬難忍受。”這件事讓蔡元培對這時教育遭受軍閥政府嚴重摧殘的狀況,深為擔憂和不滿,於是在1922年初發表了《教育獨立議》一文,提出了教育獨立的主張。他在文章中指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主張實行不受政黨和教會的控製的“超然的教育”。

因此,蔡元培首先力主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他認為,教育是要個性和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則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他還認為,教育是求遠效的,“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可見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時能達到的;而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政黨掌握政權往往要經常更迭的。“若把教育也交與政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也就沒有成效。”所以,他主張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以外。

如何實現這種脫離政黨的超然的教育呢?他建議采用法國大學區製的教育製度。這個建議,第一步是把全國劃分若幹大學區,每區立一大學,凡中等以上各種專門技術都設在大學裏麵,區內的中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都由大學辦理。每一學區由大學教授組織教育委員會,並選出校長,主持本學區的一切教育事務。第二步,各學區大學校長組成高等教育會議,辦理各大學區互相關係的事務。第三步,教育總長必須經高等教育會議承認,不受政黨內閣更迭的影響,“教育部專辦理高等教育會議所議決事務之有關係於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國教育統計與報告等事,不得幹涉各大學區事務”。這種使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的大學區製建議,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教育和政治的關係上,蔡元培從委身教育事業到創辦愛國學社,從民元製定教育宗旨到主持北京大學,都在實際上實行寓政治於教育的主張。現在他提出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從表麵上看是改變了他過去的主張,要使教育成為“超然”的、純學術性的事業。實際上,達個建議是針對軍閥政府派係紛起、教育備受摧殘的嚴重狀況而提出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上不受軍閥政府的控製。有這樣一件事,當時北京政府提出要辦所得稅,並許諾要以7/10做教育經費,結果全國人民反對,辦教育的人也反對。蔡元培解釋說,這實在並非根本反對所得稅,而是反對由這種政府來辦,他提出隻要用極周密的辦法使錢不被政府挪用,完全用在教育或實業上,就可以讚成所得稅的辦法。所以教育獨立主要是針對當時腐敗的政治而言的,雖然它避開了政權這個根本問題而要求教育上的獨立,是不切實際的,但在反對封建軍閥專政這一點上,仍然是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這個教育獨立主張,也同當時最緊迫的教育經費獨立問題相聯係。他在1927年提出實行大學區製的一份報告中,曾述及這一時期的教育經費狀況:“欠薪累累,膏火不繼,圖書缺略,設備不周,欲矯此弊,自宜注意重研究之一端。”在《教育獨立議》中,他提出各大學教育經費都從本學區中抽稅解決的辦法。所以,蔡元培關於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的主張,包含教育立法、教育行政和教育經費的獨立。一句話,即要求擺脫軍閥政府的控製。

其次,主張教育脫離宗教而獨立。這是蔡元培的一貫思想。他從反封建鬥爭出發,反對複古派把孔教定為國教,把孔孟學說作為國民教育的內容,同時也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浸入教育中來。他曾說:“學校之中,苟有教會之人為教員,則往往誘導學生使之歸依宗教。拘守舊學者,又欲定孔教為國教,以規定於學校教科之中。”對這兩者他都是明確地持反對態度的。而這時正值北京等地學生和教育界掀起非宗教運動,蔡元培在《教育獨立議》中再次重申教育脫離宗教而獨立的主張,並具體提出大學不設神學科、不得舉行宗教儀式以及辦教人不得參與教育等辦法,這是對這場鬥爭的積極支持,具有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