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與毛澤東的名字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他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是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的一個偉大曆史事件。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方向，而且也對世界曆史進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毫無疑義，毛澤東在這方麵的巨大功績及其深邃的思想理論，將永遠銘記在中國人民的心中，並對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從理論和實踐上成功地解決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結起來，並通過實際的步驟加以實現。
中國社會具有極大的特殊性，在這裏，主要的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控製以取得民族獨立，反對國內封建勢力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眾不是工人，而是廣大的農民。因而，在這樣東方的落後大國裏，如何把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結起來，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正確處理最高綱領同最低綱領的辯證統一關係，是我們麵臨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在黨成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既區別又聯係的關係，還不能作出正確的說明。雖然黨內有一些同誌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問題進行過理論探索，但畢竟沒有形成全黨統一的認識。相反，在黨內卻產生過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二次革命論”，或是要在民主革命階段同時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一次革命論”，這些錯誤主張曾長期困擾著黨，並先後兩度把中國革命導人歧途。這既不能完成當前的革命任務，也就談不上社會主義的前途。
毛澤東代表了我們黨在這方麵探索的正確方向。早在大革命時期，當全黨尚未完全擺脫“二次革命論”束縛的時候，他就強調指出：企圖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並提出：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中國應該首先建立一個“革命民眾合作統治的國家”，其“終極”目標才是實現“世界大同”。初步地指明了兩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結。大革命失敗後，如何判定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成為一個關係黨的路線正確與否的重要問題。由於這時民族資產階級已追隨大資產階級背離了革命，毛澤東也曾有過“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1917年”的看法，同意“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蘇維埃”的主張。但他在深入實際調查中敏銳地覺察到，民族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正確指出：“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因而在根據地建設中注意抵製冒險主義錯誤，製定出符合實際的正確政策。正是根據地建設的實踐和反對“左傾”冒險主義鬥爭的經驗，深化了對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關係的認識。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上篇與下篇的關係，民主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結果。毛澤東說：“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這是黨領導中國革命的重要的指導原則。
毛澤東確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科學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兩步走的聯結點問題，也就是說，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絕不可能去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就是中國革命的曆史必由之路。在毛澤東看來，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能夠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由於：第一，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這是包括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內的進步因素的生長點；第二，具有相對強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力量，特別是在黨領導的民主政權內部，有正在成長的各種社會主義因素，為將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了條件；第三，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正因為這樣，把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結起來就具有曆史的必然性，是曆史唯一正確的選擇。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既是中國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又是一個過渡性的社會；它既存在資本主義的因素，又存在不斷生長中的社會主義的因素，這將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結果，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極大的可行性了”。毛澤東領導製定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就反映了上述特點。拿經濟綱領來說，新民主主義社會實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製度，其經濟形態是：“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毛澤東指出，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所以必須實行“節製資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針。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還要盡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成分，以利於國民經濟的迅速恢複和發展，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同時，對資本主義經濟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製政策，這主要是：一、不能動搖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二、要在活動範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和勞動條件等方麵加以限製，使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極方麵得到限製，否則，任其自由泛濫勢必危害整個國民經濟。與此同時，毛澤東更強調新民主主義國家必須優先發展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的國營經濟，使這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導向的、決定性的作用，為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強大的物質基礎。這種立足於現實又為未來發展準備條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義政治、文化綱領中也都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毛澤東指出：“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並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光榮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務。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為此而奮鬥，絕對不能半途而廢。”正是在這個正確的思想理論指導下，毛澤東帶領全黨在長期的、艱難困苦的鬥爭環境中，既致力於領導當前的民主革命，又自覺地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麵為將來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準備條件，從而勝利地解決了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大國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前途相聯結的這一曆史課題。因而能夠在中國革命勝利並具備了基本條件之後，不失時機地在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揭開了中國曆史嶄新的篇章。
二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又一個重大貢獻，就是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相適應的三大基本政治製度，領導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為爾後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基本政治製度上，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領導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同這一國體相適應，在政體上，實行民主集中製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在政黨製度上，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在民族關係上，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具體地說，以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是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行之有效的政治製度，是近代中國曆史的選擇。隨著近代中國曆史價值取向的轉換，新中國就理所當然地摒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製，而實行體現人民民主的國家製度和政治製度。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采用民主集中製，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製。議會製，袁世凱，曹餛都搞過，已經臭了。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製是很合適的。”因而“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製和三權鼎立等”。毫無疑義，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根本製度保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是我國社會主義製度下新型政黨關係的生動體現，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黨製度，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創造。這樣的政黨製度，在原則上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製，它有利於把全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共同事業中，高度地凝聚起來，而不是西方多黨製那樣互相傾軋，互相爭鬥，互相抵消力量。這是社會主義中國政治製度優於西方的一個重要方麵。同時這種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也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民族區域自治，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曆史和現狀而製定的政策和選擇的製度。實踐證明，民族區域自治是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製度，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重大貢獻。總之，這三大基本政治製度，是曆史形成的，是各族人民通過自身的政治經驗進行選擇的結果。它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權利的保證，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體現，從而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
經濟建設上，在毛澤東時期盡管我們犯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但從總體上說，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在這期間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尖端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培養成長起一大批又紅又專的各類建設人才，並積累了正反兩方麵豐富的經驗。
應當首先指出，這一時期的經濟建設，不能不受到以下幾個方麵因素的製約和影響。其一，“舊社會給我們留下的東西太少了”。“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新中國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起步的。其二，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受到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上、經濟上、軍事上的嚴密封鎖。中國不僅不可能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裏得到什麼援助，而且連通常的貿易和交往都很困難。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隻有社會主義國家和戰後爭得民族獨立的國家同情和支持中國，隻有蘇聯能夠援助中國。其三，我們還缺乏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毛澤東說：“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正因為這樣，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犯一些錯誤，出現曲折，從一定意義上說是難以避免的。隻有深刻理解新中國經濟建設麵臨的巨大困難，才會真切體會到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