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任務提上日程之時，毛澤東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提出現在要進行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重要思想，“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隨後，毛澤東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列舉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正確處理的十大關係問題，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他說：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比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應當說，毛澤東為探索一條既有別於蘇聯又符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而堅持不懈的努力，具有開創性的重要意義，是我們今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源頭。深入理解和研究毛澤東對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的基本思想、基本經驗，仍然對我們當前的實踐有重要的指導和啟迪意義，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一
在毛澤東看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是要找到自己的建設道路。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時期進行艱苦而曲折的探索和實踐的一個主題。準確地把握和踐行這個主題，仍然是我們今天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課題。
毛澤東1956年4月作的《論十大關係》講話，是開辟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充分體現了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新中國成立之初，“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由於中國共產黨有豐富的反對教條主義的經驗，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條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因而比較早地認識到，建設道路也同樣不能照搬外國。所以在探索中，毛澤東是緊緊地圍繞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尋找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這一主題而展開的。
以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為例。這時毛澤東的注意力集中在工業的問題上，要探索一條與蘇聯有別的中國工業化道路。蘇聯的做法是片麵注重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造成農、輕、重發展的不平衡。我們在這方麵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毛澤東強調，思考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即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一基本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抄外國的經驗；他特別指出蘇聯和東歐國家走片麵發展重工業的道路是一個嚴重教訓，要以此為戒。他明確提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就是要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問題。他說：“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這裏，他辯證地論述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關係。在他看來，發展重工業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他認為，“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的位置，這是毛澤東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後來，毛澤東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明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到60年代，他更明確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主導”的思想，並把它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它的基本內涵是：既要搞好生產資料的生產，加快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又要搞好生活資料的生產，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把經濟建設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合起來，使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大部類之間按一定比例協調發展。這就是毛澤東一向主張的“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經濟建設思想。這個總方針的提出，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的深化。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開辟，展現了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一個重要方麵的內容，也是從中國國情出發探索自己建設道路的一個典範。
強調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絕不是排斥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和有用的東西。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從指導思想的高度上談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他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並明確提出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他特別指出，即使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還要堅持革命立場，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但學習外國要有正確的態度。在毛澤東看來，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全盤吸收這兩種極端，都是完全錯誤的。由於近代中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曆史，曆來受人欺負，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麵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全盤西化論”就反映了這樣的心理狀態。毛澤東曆來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強調指出：“不要全盤西化。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同樣，毛澤東也十分鄙視教條主義的學習，認為教條主義是最無出息的，最可醜的。他以學習蘇聯為例，分析了教條主義的危害性。在民主革命時期，“什麼都學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白區搞掉幾乎百分之百，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毛澤東強調學習外國“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他主張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長處，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國的麵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吸取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這些思想和方法，無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由上可見，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重要的是要反對教條主義。其實，“全盤西化”論也是一種教條主義，隻不過是表現為對西方思想理論的迷信和盲從。這正如黨的七大在確定毛澤東思想為黨的一切工作方針時，明確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對教條主義。教條主義，是對理論、對典籍的一種完全錯誤的態度。黨的七大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對我們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新的曆史時期，隨著真理標準的討論和改革開放的全麵展開，對馬克思主義采取教條主義的影響已日益縮小，而由於種種主客觀的原因，使得那種對西方的迷信，對西方思想理論的教條主義的影響正呈上升態勢。應當看到，在蘇東社會主義解體後國際上出現的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總體態勢使得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共產主義“渺茫論”有了很大的市場。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的出現，使那些曆史的短視者覺得需要另找出路，轉而追求西方的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今天思想文化領域的現實是，靠演繹馬克思主義某些原則的教條主義之作不多見了，代之的是從西方思想理論中來一些概念、觀點，加以演繹包裝。有的用以炫耀自己的“全球化”眼光，有的用作“濟世良方”塞給中國人。其實，在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的形勢下，這是一種並不奇怪的曆史現象。但是，他們那種“言必稱美國”，唯美為美，企圖用西方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念消解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用新自由主義來影響和誤導我們的改革，這對我們的事業有很大的腐蝕力和破壞力，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毛澤東在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時，就明確提出要反對學習外國中的教條主義做法，要打倒奴隸思想和賈桂精神，要發揚民族自尊心，要堅決抵製和批判“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毛澤東的這些警示，其現實意義仍然是巨大的。毫無疑義，反對對西方思想理論的教條主義已成為我們今天思想戰線上的一項重要任務。
二
毛澤東指出，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這就是說，建設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共同的，但具體道路有別。不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既有共性即體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有個性即體現本國的特點；因此評價一種模式的得失，就要善於把這兩者加以區別，既要肯定其體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要對體現其本國特色部分作具體分析。我們在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要把體現這種共性和個性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
應當說，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的改革潮流，是同蘇共二十大這個國際背景緊密相關的。在毛澤東為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而開展調查研究期間，發生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批評斯大林的重大事件。對此，毛澤東曾說，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婁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婁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就前者而言，他說：“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他強調，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否則革命就不能勝利，社會主義就不能成功。這個認識，對於這次調查研究工作是有積極影響的。這正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所指出的：“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希望通過調查研究，能夠在自己的實踐中探索出一條比蘇聯、東歐搞得更快更好的自己的建設道路。就後者而言，毛澤東清醒地看到，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有可能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走向，有可能導致社會主義改革的逆向發展。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毛澤東預見的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