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國際共運史上是一個多事之秋。而這一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則是其始作俑者。這一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很快就作出了回應，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明確態度。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探討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和教訓時，特地提出問題在於我們自己從中得到什麼教益？他自己的結論是：最重要的是要獨立自主，並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提出現在要進行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重要思想。深入理解這一重要命題，對於我們正確認識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包括他晚年的錯誤，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
對於蘇共二十大，毛澤東曾用“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樣的話，來形容他當時的心情和看法。對於這種心態的自我表露，多年來在許多論述中的解釋，多數是合乎實際的，但也有個別的作了違背事實的惡意猜度。其實，毛澤東本人對此有過明確的說明。1956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會上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這個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婁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了迷信。說他捅了婁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這正是當時毛澤東的喜與憂的所在。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毛澤東的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正是這種揭開蓋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列席這次書記處會議的吳冷西在他的《十年論戰》一書中，曾回憶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的一段重要講話，毛澤東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製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他說，開始我們模仿蘇聯，因為我們毫無搞社會主義的經驗，隻好如此，但這也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工夫。”在這裏，毛澤東把“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作為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這是一個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很顯然，在毛澤東看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進行的波瀾壯闊的鬥爭，是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一次結合的過程。經過無數艱難曲折和反複實踐，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正確解決了像中國這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在曆史已判定失去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曆史機緣之後，把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結起來，並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具體革命道路以及以三大法寶為核心的一係列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從而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現在，當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提到黨的麵前，毛澤東敏銳地提出要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毫無疑義，這第二次結合的曆史使命，就是要解決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的曆史課題。這充分反映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有著獨立自主、反對教條主義的優良傳統作風，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無疑是一個探索的過程，而這個探索的內涵，反映了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的主要內容，反映了他在這個時期的重要戰略思考。那麼，究竟應如何實事求是地反映毛澤東倡導的這第二次結合的內涵呢？應當說，50年代中期以後，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都同蘇共20大這一國際背景相關聯著的。因此，毛澤東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設道路這一曆史性任務的同時，又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深表憂慮；而後者，引發了他對如何防止黨和國家被變質的思考，力求探索出一條能夠保持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所以，50年代以後毛澤東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兩個方麵的內容，是兩大探索，而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曆史性課題，關係到社會主義中國的命運和前途問題。
三
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探索者，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對尋找我們自己的建設道路就有所思考，而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即黨的八大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則進行了多方麵的、集中的探索。後來雖然發生了“左”的失誤，但他沒有停止這一探索工作。應當說，這次探索的起步是正確的，但由於還不成熟，因而在指導思想上存在著正確和錯誤兩個趨向發展，最終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但是，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就其正確和比較正確方麵的趨勢來說，確實提出了許多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積累了探索的實踐經驗，這對於我們正在從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來說，是起了開拓性的積極作用，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
從50年代中期開始的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集中全黨智慧的產物。這些成果，有如下幾方麵的特點：
第一，主題明確：走出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相聯係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照搬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事情確實如此。新中國成立初期從蘇聯學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在恢複國民經濟，保證重點建設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五”計劃期間，正是在這種體製的組織下，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建設了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基礎，體現了社會主義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隨著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這種高度集中體製的弊端也開始暴露出來。由於中國共產黨有豐富的反對教條主義的經驗，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條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因而比較早地認識到，建設道路也同樣不能照搬外國。這正如毛澤東後來談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照搬蘇聯的辦法，“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這使得毛澤東等人對當時經濟體製及管理體製，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發覺統得太死，不行，著手改進體製”。這樣，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新課題麵前，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探索工作。這時，正是通過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深入思考，通過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促使我們黨重新審視蘇聯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審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毛澤東“以蘇聯為鑒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確了。這就是說，要走出一條有別於蘇聯、東歐、適合中國國情的自己的建設道路，就是這個時期探索的主題。毛澤東提出的許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的。
第二，探索涉及的麵廣，它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毛澤東提出“以蘇聯為鑒戒”，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時，進行了相當規模的、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並在此基礎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報告。毛澤東後來說：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又說：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比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從批評體製的弊端入手，初步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論述了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一係列重大關係。報告的前五個關係，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它通過對產業關係、地域經濟關係的分析，實際上是試圖提出一條與蘇聯不同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後來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概念）；而後五個關係，論述了關於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以及處理好中國和外國的關係與問題。這反映了這次探索所涉及的麵已相當廣，涵蓋了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各個領域。
第三，探索達到相當的深度，初步涉及體製方麵的改革。如提出涉及經濟體製改革的若幹設想，主張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占優勢的前提下允許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存在，“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可以吸引華僑投資，20年、100年不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在一定時候讓外國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山，向他們學技術。在分配方麵，鑒於蘇聯的教訓，毛澤東提出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兼顧的原則。這時，陳雲還就所有製生產和流通方麵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這就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國家市場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主體，一定範圍的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蘇聯經濟的具體模式，是在當時條件下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所作的創造性的構思。
毛澤東還針對社會主義管理體製上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比隻有一個積極性要好得多。他認為：“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同時又要“顧全大局，互助互讓”。對向企業擴權的問題，他提。出，應當有“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要有點“獨立王國”。他還曾支持在一些工業、交通運輸部門試辦托拉斯的倡議，等等。
綜上所述，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改革的思想雖然還是初步的但是明晰的。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性重大課題的探索，確實為後人做了開創性的工作。在新時期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即鄧小平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重要標誌。對這個新的曆史課題的回答，薄一波所作的“始於毛，成於鄧”的概括，恰當地評價了兩代領導核心對這項偉業的曆史性功績。
三
對於上述兩大課題的探索，幾乎是同步開始的。毛澤東所說的“一則以憂”，實際上是看到了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有可能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走向，有可能導致社會主義改革的逆向發展。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涉及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曆史和曆史經驗這樣一個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如果社會主義的曆史和曆史經驗被否定，現實的社會主義製度將會被顛覆，因而當時提出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要防止黨和國家被改變顏色，力圖找到一條能夠保證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