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缺少民主傳統的國家。我國封建專製製度延續了兩千多年，形成了源遠流長、盤根錯節的封建傳統勢力和封建傳統思想。在近代，這種封建勢力又與外國侵略勢力相勾結，使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種狀況，不僅大大地增加了爭取民主鬥爭的艱巨性，使反帝與反封建成為兩大密不可分的任務，而且在我們取得國家獨立和人民民主之後，封建殘餘思想的長期存在還會是一個沉重的曆史包袱，它勢必要影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進程。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由於中國革命的特殊發展道路，即首先通過武裝鬥爭在局部地區建立根據地政權而後獲得全國政權的曆史發展進程，因而有著長時期的在根據地政權中進行民主與法製建設的曆史，積累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形成人民民主的傳統。新中國的民主政治與法製的建立和建設，正是解放區的人民民主傳統的繼續發展。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突出的優點和特點。我們研究毛澤東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的思想，應當對這個曆史特點給予充分的注意。
一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始終認定“曆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自覺地為實現人民民主而奮鬥。中國共產黨早在1922年第一次對時局的宣言中，就向全國人民提出了“打倒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行動綱領。當1925-1927年大革命風暴興起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迅猛發展的地區，地主豪紳的權力被摧毀，建立了農民自己的政權，在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下，人民民主得到了伸張。這時湖南一些縣紛紛出現了由農會、工會等群眾團體代表和縣長共同參加的各界“聯合會議”，凡事取決於這種縣長和革命民眾團體的聯合會議。在這樣的會議裏，各民眾團體的意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唯命是從。毛澤東曾對此稱讚說：“現在的縣政府，形式和實質，都已經是頗民主的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被迫由城市轉入農村，開始了獨立領導的以農村根據地為依托的革命戰爭。從這時起，在中國，實際上長期存在著兩種政權並存的局麵，作為一種國家製度，人民民主已不僅是一個爭取的目標，而是在各個革命根據地成為客觀現實。在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毛澤東先是依據民主原則對起義部隊進行改造，克服舊軍隊的“軍閥殘餘”製度和習氣的影響；在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同時，建立具有很大權威性的士兵委員會，奠定了革命軍隊的新型的官兵關係，逐步形成人民軍隊優良的民主傳統。同時，毛澤東還十分重視根據地革命政權的建設，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麵確保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權利，逐步形成人民民主傳統。
這種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傳統，發端於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成熟於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時期，它的主要內涵及其基本經驗，無疑對新中國的人民民主政治建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應當指出，毛澤東在指導根據地的民主政治建設中，十分注意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使之具有中國的特色。他力排當時黨內嚴重存在的“左”的偏向，矯正單純搬用蘇聯經驗的不恰當做法。他後來在談到人民代表會議製度時說過：“過去我們叫蘇維埃代表大會製度”，“又叫‘蘇維埃’，又叫‘大會，就成了’大會大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他總結民主革命時期的政權建設的經驗，以民主集中製作為政府的組織形式，確定新民主主義政權構成的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選舉的政府。後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也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的政治製度。事實證明，這種民主集中製的、議行合一的政權組織形式，既利於發揚民主，又便於集中群眾意誌，是能夠充分體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適合中國國情的。同時，他還善於根據變化了的形勢，及時調整和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並采取適當方式擴大民主的範圍。如早在1935年11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就根據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及時地指出：“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麼，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將工農共和國口號改為人民共和國，隨後又改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適應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勢的需要。1940年3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中，進一步提出了“三三製”的政權組織原則，即在各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中，共產黨員占1/3，非黨的進步分子占1/3，中間分子占1/3.於是“三三製”成為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的一項重要措施。對毛澤東的“三三製”思想，周恩來曾作過深刻的闡述，他說：“三三製‘有兩個特點：一個就是共產黨不一定要在數量上占多數，而爭取其他民主人士與我們合作。任何一個大黨不應以絕對多數去壓倒人家，而要容納各方，以自己的主張取得勝利。第二個特點就是要各方協商，一致協議，取得共同綱領，以作為施政的方針。這兩個特點是毛澤東同誌’三三製的思想。”這個闡釋是十分正確的。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權，主要是從依靠黨的正確主張，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所擁護、所信賴的政治聲望中去取得，也就是說，黨的優勢不僅在於政權中的適當數量，主要在於群眾的擁護。即黨對政權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而不是包辦一切。因而，在政權建設問題上，毛澤東既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又堅決反對黨包辦一切，一意孤行，要求“共產黨員隻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並強調“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這種“三三製”原則所體現的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政治協商的思想，成為黨指導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而當中國革命接近全國勝利的時候，一些黨內同誌片麵地提出所謂“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毛澤東嚴肅指出這是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他說：“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堅持了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思想，堅決反對了那種“左”的冒險政策。由此可知，抗日根據地政權的“三三製”原則，已經具有日後發展成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製度的雛形。
毛澤東依據中國國情和根據地政權建設的實踐經驗，探討了民主革命勝利後國家政權的性質。他在1939年《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製度”，並準備將來走向社會主義。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又一次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建立的政權，“隻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采取的必要的過渡形式。而他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作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又明確提出要“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製度”，認為“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製度”。後來，他又科學地將新中國的國體確定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而與這種新型國體相適應的政體，是按照民主集中製原則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選舉的政府。這種國體與政體的結合，便是民主的名與實的統一。
新中國的成立，繼承了解放區的民主政治傳統，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全國政權。毛澤東指出，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這體現了我們國家政權的性質和基本內容。應當看到，在人民民主專政中，民主是處於主要的或主導的方麵。這是因為人民是國家政權的階級基礎，是國家政權的主人，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同時，專政也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來行使的，目的是為了捍衛人民的民主權利和人民的和平勞動。因而，人民民主越擴大，對敵人的專政就越有效。毛澤東說：“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
列寧說過，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類型上，每一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鬥爭中創造的新型民主和新型專政的國家政權。它的最大特點在於，能夠承擔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兩個不同曆史時期的任務。在社會主義時期，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因為：它都是共產黨領導體現著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掌握國家領導權，都是對少數反動勢力實行政治統治，都是以最終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為使命的。同時，人民民主專政又是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專政，更適合中國的國情。第一，更好地體現了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由於中國的特點，無產階級在人口中隻占少數，占人口大多數的是農民。以人民來表述，更能體現是以工農為基礎的大多數人的專政。第二，更好地體現了我國革命統一戰線的曆史特點，這時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不存在了，但其政治代表人物仍可以參加政權。第三，更好地體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最高類型的民主”，社會主義越發展，民主也就越發展，人民民主專政在民主和專政的關係上，往往表現為民主占主導方麵，因此，也可以叫做人民民主製度。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注重加強黨的建設，保持和發揚黨內民主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製，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這就為發展人民民主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證。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人民政協及其選舉產生的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奠定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民主製度。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這時是把民主作為使我們避免曆史上“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一條新路提出來的，比較重視民主政治建設，要求國家管理者向人民負責，希望人民能夠監督政府。這時，人民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公仆”本色得到發揚，特別是有力地進行了反腐敗的鬥爭，一掃舊官場習氣，政壇氣象煥然一新，從而保證了人民民主權利的有效實施。1953年開始實施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為此實行全國範圍的普選，采取基層直接選舉和縣以上間接選舉相結合的辦法，大大推動了我國人民民主製度的發展。1954年製定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保障人民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憲法，成為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在這前後，國家陸續製定和頒布了一批法律、法令和法規，初步實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法製化、製度化。國家憲法規定的：“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種社會主義民主，也通過各種有效的措施得到初步的實現。雖然這個時期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還很不完善，但在共和國曆史上確實寫下了輝煌的一頁，為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國內形勢作了正確的分析並確定以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這標誌著我國進入了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為適應新時期的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需要，黨適時地提出了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任務，並為此進行了可貴的探索。黨的八大規定了進一步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的政治發展戰略，並提出了擴大民主、健全法製的一係列措施。根據我國社會經濟關係和社會矛盾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的新情況，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從而為進一步發展和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政策依據。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了發展科學文化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民主原則和方法，等等。毛澤東希望通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立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並把它作為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目標提了出來。特別是毛澤東這時還提出：“所有製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問題。”為使群眾直接參加管理作了可貴的探索，總結出了諸如“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經驗，等等。應當肯定，在這一階段，黨和毛澤東在探索擴大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方麵有重大的建樹，在實踐上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這些積極的成果，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但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不僅嚴重挫傷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和積極性，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在理論上動搖和修改了黨的八大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陷入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的迷霧。思想理論上偏離了正確軌道，導致了實踐的頻頻失誤，使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都出現了不正常的局麵。其間，黨和毛澤東也曾幾次努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於沒有認識到這種錯誤是屬於指導思想的錯誤，糾正錯誤又是在肯定這種指導思想的前提下進行的，因而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局麵。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社會主義民主被扭曲，已有的民主和法製受到嚴重摧殘，使黨和國家陷入了長時期內亂局麵。這是一個極其深刻而沉痛的曆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