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不但領導新中國長達27年，而且由於中國革命首先在局部地區取得勝利，因而他領導革命戰爭的22年也是在局部地區執政的22年。在這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他領導實現了中國經濟製度從半殖民地半封建到新民主主義再到社會主義的兩次大變革，隨後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並開始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積累了豐富的執政經驗。這些經驗，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為誰執政和如何執政這樣相互關聯的兩方麵的內容。深入研究這些經驗，特別是毛澤東關於執政的基本觀念，對於我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以及在執政條件下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都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第一，奪取全國勝利，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在黨即將成為全國範圍的執政黨的時候，七屆二中全會為此作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準備。毛澤東在全會的報告中說：“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是基於對黨的事業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k7的科學預見，是對黨執政後麵臨的嚴峻考驗而向全黨發出的警示。毫無疑義，這是我們黨執政必須具備的一種思想觀念和精神狀態。
資產階級革命是以取得政權作為它的終極目標，有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說。無產階級革命則是以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最高綱領，奪取政權僅僅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地上起步的，因而正確處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也就是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間的關係，就成為黨領導中國革命的重要的指導原則。毛澤東說：“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這就正確說明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在毛澤東看來，同我們的遠大目標相比，民主革命隻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而且進人社會主義社會之後，仍然要經曆不同的發展階段，仍然要正確處理階段性綱領同最高綱領之間的關係。這顯然是黨處在執政地位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是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都要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同時又要明確這一切是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這個目的，是為了將來向更高的階段過渡準備條件。如果離開了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我們就會犯超越階段的“左”的錯誤；如果忘記了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目的，那就會走上邪路。二者都是不足取的。因此，處在執政地位的共產黨人，要牢記毛澤東早就指出的，在為現階段而鬥爭的時候，心中總是懸著共產主義這一遠大目標。
第二，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執政的根本宗旨。這是黨和國家政權的性質決定的。毛澤東一向倡導黨和國家機關必須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他認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現象消失了，主權回到了人民手中，但由於曆史的原因，人民群眾掌握的權力還是通過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產黨和國家權力機關來實現的。這樣，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與人民的關係如何，就直接關係到這個政權的性質問題。毛澤東尖銳地把官僚主義稱作反人民的作風。他說，官僚主義作風，“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他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毛澤東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他強調，樹立一切為了人民的觀點，首先是為工人和農民，他們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是我們執政的基礎。他們的狀況如何，對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關係極大。他要求黨和國家工作人員要樹立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這不但要以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體現群眾的意願，為群眾謀利益，而且要把這種群眾觀點內化為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以保證黨的領導的正確。
毛澤東認為，執政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不單是服務和被服務的關係。他說：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人民隻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麵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在他看來，這種權利是至關重要的，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重要體現和重要保證。他說：“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他為此而進行的探索雖然有過嚴重失誤，但他的這些重要思想，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