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重視曆史和正確對待曆史的科學態度。古往今來，一切民族和國家都會重視自己的曆史，都會善待自己的曆史遺產。曆史是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和智慧寶庫，它不但有助於提升民族素質，增強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而且會通過豐富的曆史經驗，以史為鑒，察往知來，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在新的曆史時期，鄧小平就把懂得一些曆史作為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提了出來。胡錦濤總書記在主持中央領導集體學習的一次講話中也指出：“浩瀚而寶貴的曆史知識既是人類總結昨天的記錄，又是人類把握今天，創造明天的向導。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人類不斷在以往曆史的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曆史。中華民族曆來就有治史、學史、用史的傳統。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一貫重視曆史經驗的借鑒和運用。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更加重視學習曆史知識，更加注重用中國曆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來教育黨員和人民。”深刻說明了正確對待曆史的重要性。但在如何對待曆史這樣重大問題上，在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中卻出現了刺耳的噪音，這就是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曆史為重點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起，並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這股錯誤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迷惑性和滲透性，是值得我們嚴重關注的。
一
在近代中國，曆史虛無主義是作為同“全盤西化”論相呼應而出現的一種錯誤思潮。持“全盤西化”論者往往對民族文化、曆史遺產采取輕蔑、虛無的態度，表現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盤西化”主張的陳序經就聲稱：“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們也不及西洋人的講究。”他提出：“今後中國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徹底西化的途徑。”胡適同樣主張以西方化作為中國文化的出路，而他的具體方案則是要求仿照“美國模式”。這種“全盤西化”論者同文化複古主義一樣，都不能正確反映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要求，同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方向相違背的，因而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抵製和批判。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特別是人民革命的勝利，使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極大發揚，因而在一個長時期內，這種錯誤思潮受到了抑製。
進入新的曆史時期，在我們黨撥亂反正、轉入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這一特定曆史條件下，曆史虛無主義就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種表現形式，開始在中國泛起。一些人以反思曆史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從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走到“糾正”社會主義，認為我國不該過早地搞社會主義，而應該讓資本主義充分地發展；從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走到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從詆毀新中國的偉大成就，發展到否定中國革命的曆史必然性；從醜化、妖魔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曆史，發展到貶損和否定近代中國一切進步的、革命的運動；從刻意渲染中國人的落後性，發展到否定五千年中華文明，等等。改革開放30年來，曆史虛無主義思潮時隱時現，但從未止息和退落，特別是每當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一貫的時候，它就會以極端的、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從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表現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規律性的現象，這就是曆史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論仍然如同難兄難弟一樣，二者如影隨形。他們在否定革命曆史的同時，詛咒中華民族文化是一種隻能走向“自殺”的“黃土文化”；“除了愚昧和落後”，是“孕育不了新的文化”，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唯一的出路就是融入西方的“海洋文明”，無條件地接受“全盤西化”。有的人甚至走上了頌揚侵略者，頌揚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去。有的論者說：“如果中國當時執行一條‘孫子’戰略（此人特別聲明：不是孫子兵法的孫子，而是爺爺孫子的孫子），隨便搭上哪一條順風船，或許現在的中國會強得多。比如追隨美國，可能我們今天就是日本。”連自己的脊梁骨都抽掉了，還有什麼民族氣節可言。從這裏不難看出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實質究竟是什麼！
曆史虛無主義思潮不僅表現在史學研究中，而且也在涉及曆史和曆史人物的某些文學、藝術和影視等領域的作品中，影響麵大，危害至深，對此應有足夠的認識。應當說，曆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重新泛起，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和國內的背景。
首先，它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形勢下的一種曆史現象。值得注意的是，以蘇東劇變為標誌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急劇轉入低潮，但它的發展有一個過程，而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殺蘇聯社會主義的曆史成就則起了先行的作用。前有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後有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新思維，使得顛倒曆史、混淆是非的種種歪理邪說大行其道。他們以否定斯大林為起點，進而把矛頭直指列寧和十月革命，竟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義所包含的列寧主義實質，許多人想犧牲斯大林來拯救列寧，這是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如果我們的領袖和締造者（列寧）為某種東西打下基礎的話，那就是國家暴力和恐怖主義的原則。”汙蔑十月革命使俄國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正道”，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個陰謀”，攻擊社會主義製度是“封建式的專製獨裁製度”，否定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們製造了所謂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蘇聯不如沙俄、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謬說，甚囂塵上。戈爾巴喬夫的得力助手、負責蘇共意識形態的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後公開招認，他們否定革命，否定革命曆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隻有一個：放棄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緩慢的，在過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殺的改良之路”，這裏所謂的“改良之路”，就是複辟資本主義。這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層中叛徒集團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場否定蘇共和蘇聯的革命曆史的惡浪，導致人心渙散，信念破碎，最終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強國、為人類進步作出重大貢獻的社會主義蘇聯毀於一旦。這一慘痛的曆史悲劇，深刻說明在社會主義遭遇困難和挫折，曆史的列車急轉彎的時候，會有一些人喪失信心，悲觀失望，企圖另找出路，投靠新主。曆史虛無主義在中國重新泛起，正是同這樣的國際背景相關聯的。
其次，它是對西方反共勢力企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一種呼應。西方反共勢力“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企圖是一貫的、公開的、露骨的。正如法國克勞迪·朱裏安在《美利堅帝國》一書中所指出的，美國一向高唱的“神意”和“救世主義”，“絕對談不上是美利堅帝國的特色。美利堅帝國的特色在於，它是針對共產主義而展開一切活動的”。尼克鬆則以明確無誤的語言表達了這種企圖，他說：“要進行爭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競賽。”“隨著一代一代往下傳，我們將開始看到和平演變的進程在東方集團中紮下根來。”“它播下的不滿的種子，有一天將開出和平演變的花朵。”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困難和進行改革之機，掀起了攻擊和否定革命，頌揚改良的浪潮，連篇累犢地通過電台、書籍、文章，製造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失敗論”、“死亡論”、“終結論”。總之，美國反對一切不符合他們價值標準的革命，特別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這些對革命的總的看法，尤其是對布爾什維克這個幽靈的看法，如今已牢牢生根。這些觀念深深地紮根在政策製定者的頭腦中。”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和福山的《曆史的終結》就成了這股世界範圍的“告別革命”思潮的代表作。正像美國媒體所透露的，美國政府通過這種“攻心為上”的計謀，動搖了前蘇聯領導人對自己曆史和製度的信心，成功地誘導了東歐劇變。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這種演變，尼克鬆就作過“東歐共產黨人已完全喪失了信仰”的判斷。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也以辛辣諷刺的手法，認為蘇聯共產黨統治集團，“一直以一種曆史脫衣舞的形式，一層一層地否定（或者是脫掉）他們過去的理論外衣”。而在蘇東解體後，中國就成為西方反共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重點，極力向中國推銷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製度，曾任美國國務卿的沃倫·克裏斯托弗就露骨地表示：對中國“我們的政策將是設法通過鼓勵偉大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勢力，來促進中國從共產主義向民主的和平演變”。曆史虛無主義在中國重新泛起，正是對這種世界範圍的“告別革命”思潮，西方反共勢力加緊“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企圖的一種呼應。
再者，它也反映了新時期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逆向發展要求。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之後，正當黨帶領全國人民滿懷激情進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時候，社會上就出現一股懷疑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他們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在思想理論領域提出了所謂“告別革命”、“告別烏托邦”、“告別主流意識形態”。他們在反思曆史的名義下，利用我們黨經曆的曲折，誇大黨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蓄意歪曲曆史，製造思想混亂。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針對黨內外出現的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指明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提出的，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成為我們黨在新時期領導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中必須具有的共識。事實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從北京”西單牆事件“到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及這些年來出現的”告別革命“思潮，可以說都貫穿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要求。其基本主張是：在經濟上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公有製，要求全麵徹底地實行私有化；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要求實行多黨製、議會製；在意識形態上要求取消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很顯然，這種改革觀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與國際反共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相呼應，並按照西方的模式和價值觀，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係。
二
應當指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重新泛起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也帶有自身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
——它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竭力貶損和否定革命，詆毀和嘲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詆毀和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及其偉大成就。而所謂“告別革命”論，既是這種思潮的集中表現，又是它不加隱諱的真實目的。在他們看來，革命隻起破壞性作用，沒有任何建設性意義。一些人拚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禍害”，在一本名為《告別革命》的書中，對革命作了這樣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革命殘忍、黑暗、肮髒的一麵，我們注意得很不夠。”“革命是一種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積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則一定失敗。”“中國在20世紀選擇革命的方式，是令人歎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在反對所謂“激進主義”、推祟保守主義的名義下，否定革命，頌揚改良。他們把近代中國凡是追求變革進步的都斥為“激進”而加以否定，而維護封建專製統治的則被稱為“穩健”而加以肯定，斷言是“激進主義”禍害了中國，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他們否定近現代中國曆史上的農民運動，認為“每次農民革命都造成社會生產大規模的破壞”，“很難得出農民運動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這個普遍的結論”。繼而，抬高洋務運動，貶低戊戌變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貶抑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有些人則對近現代史下了這樣的斷語：“譚嗣同是近代激進主義的開頭”，“現在看來，它所帶來的負麵效應也相當大。這一效應影響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說一直影響到現在”。“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腐朽的王朝，但是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軍閥混戰。”正是經過這樣的“重新評價”，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09年曆史，因革命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並獲得偉大成就的曆史，就從根本上被否定了。從這裏也可以使我們看到，曆史虛無主義把“重新評價”的重點放在近現代史的原因，就是為了否定革命，為了否定現實的社會主義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