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認為性情不悖，主張“適情性”、“理性情”和“達於性命之情”。將性情並提，認為二者相宜，而性情與嗜欲是對立和難以調和的。一方麵肯定情感的合理性，但同時對情感又有所限製，主張應適可而止。而情與欲又有所不同，適情則同時防止情的過度發展所導致欲望的產生。
（一）“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
《淮南子》認為人性是先天的，具有恬靜質樸的特點，但在世俗的社會中外物的誘惑則易擾亂人的清淨本性。“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性與情都是自然合理的，而欲望卻能亂情害性。欲望是由外物的誘惑引起的，它不是源於性。但欲望的形成卻對性情造成了最大的威脅。“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與好憎的道德情感相連，性與嗜欲對立。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對立麵，外物與人的性情是對立的，而隻有聖人才不會受欲望的左右。“聖人勝心，眾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係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為製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製，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欲與性如同正氣與邪氣是勢不兩立的，欲望是人的感官對外界各種物欲的放縱，但欲望是可以克製的，聖人是能夠損欲事性。而心的理性思維具有控製感官的能力，且賦予心以“義”的內容，保護人性不受侵害，因此“聖人勝心”。
《淮南子》對“情”基本上持肯定的態度，主張“適情”，且性情並提。“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自得則自足，適合於自己的性情就足夠了。否則，即使天下供其享用也難以得到滿足。表現出了道家追求超越世俗的情感和精神的自由，而擯棄世俗的物質欲望的特色。此處養生即養性，是性情的自由，而不是物質的滿足。“……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者哉？”“適情性則欲不過節”，適情則與性相符，性與情是一體的。守住內心，不隨物動，就不會有大的禍患的產生，“適情性”則能節製人的欲望。“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益無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製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此篇是道家學者所作，此段則集中地表現了儒道思想在性情論上的截然對立。“衰世湊學”、“今夫儒者”等言是對當時的儒生一味推崇儒家違背人之性情的仁義道德和禮儀法度的做法而進行的駁斥。反對儒家學者的雕性矯情，並且提出要“理情性”，以“和”與“適”作為原則。“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於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性源於道，道全則性全，因此，性是完整的一體，不可分，全性則合乎道。反性就是要返回性之初、性之本、性之全和性之真，強調性本身是完善無缺的。因此，反性是全性的手段，而遺物才能反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