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好智
我從1938年3月參加黨的地下工作，到1948年3月黃陵縣解放，整整為黨作了10年地下工作。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為了掩護身份、保護同誌、便利工作，許多共產黨員經組織同意加入了國民黨。我也因地下工作的需要，經黨組織同意加入了國民黨。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環境造成的“雙重”身份，使我在解放後幾十年間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特別是“文革”期間，遭受打擊和迫害，荒廢了繼續為黨作貢獻的大好年華。所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使我和所有地下黨員曾經終生為之奮鬥的事業再展輝煌。今年，我已八十有八。回憶10年地下工作，我問心無愧，毫不後悔，並為我一生能有此經曆倍感驕傲、自豪。
從學生到中共地下黨員
我出生於1919年，黃陵縣太賢鄉四聖村人，祖祖輩輩務農為生，自小家境貧寒。家裏供我讀完初小後，就再供不起我上學了。這時，我已考上了黃陵縣城中山街模範小學。但家裏覺得“雀兒變不成母雞”，窮人家的孩子怎麼讀書也不會有多大出息，便要我回家勞動種地。然而，我卻想人窮誌不短，硬是來到中小報了名。家裏沒有錢，隻好賣糧食給一點，母親給別人奶孩子掙一點，自己利用假期趕牲口店頭馱炭，再販賣到洛川換一點。為了多掙一點錢，馱炭時就多裝一點，放一大塊在馱子上麵，上坡時自己背上，到平地再放到馱子上。當天從黃陵到店頭，從店頭到黃陵，往返120多華裏路程；第二天再到洛川賣炭，賣完炭後當天再返回，又是120多華裏路程。每次趕一頭毛驢，馱一馱炭，也隻能掙到五六毛錢，自己不能隨便吃喝，全靠開水泡饃支撐著。“滿麵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寫的情景我是完全可以體會到的，隻是我還未成年就當上了“賣炭翁”，而且不是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而是為了掙得幾個上學的錢。這樣堅持了一年多，還是堅持不下來了，停了兩年學，還是不甘心，又考上了橋山高級小學。
1938年3月的一天，在黃陵橋山高小讀書的同班同學李士弼，約我一起出去轉轉。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一起來到學校後麵山坡溜達著，李士弼說：“現在從南方大城市到關中、西安一帶，每天有大幾百青年到延安參加革命。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貪汙腐化，禍害得老百姓沒辦法活下去了，大家都想推翻它。咱這裏也有很多人參加了革命，你參加不？”我說：“參加麼，為什麼不參加！窮得連個完小都上不起了，在家停了兩年，這次補錄才錄了我、韋明海、韋振中3個人。”李士弼看我態度堅決，就說這事先不要告訴別人，等組織批準以後他再通知我。
李士弼同我談話後，我一直急切地等待著組織批準的消息。過了一段時間，李士弼給我通知說：經組織研究同意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組織活動。他就是我的入黨介紹人。
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那時，我剛剛19歲。開始，他給我讀一些進步書籍，如《二萬五千裏長征》《新華日報》《大眾哲學》及魯迅和巴金的書。當時，學校黨支部是隱蔽的，以進步青年的身份公開活動。黨支部按共產黨員要在抗日民族戰爭中起先鋒模範作用的要求，以黨員為骨幹在學生中成立了抗敵後援隊，由李士弼、劉樹仁等同學參與負責，組織學生學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戲劇，如《民族魂》《張家店》《閔巷鎮》《雞大王》《放下你的鞭子》等，編寫宣傳提綱、練演講、擬寫宣傳標語等。我也作為骨幹參加各種活動，除擔任書寫標語等工作外，也演出抗日戲劇，並先後在話劇《張家店》中扮演了一名在反抗日軍暴行慘遭槍殺的農民，在另一話劇中扮演日軍佐藤司令。經一係列準備後，我們由老師晁清芳、鄭誌健（均係黨支部成員）帶隊百餘人，深入到田莊、侯莊原、北穀塬和隆坊、太賢塬進行演出，宣傳抗日，曆時40多天。每到各地逢集過會，我們都會趕去宣傳，動員群眾抗日救國。
1938年暑假（7月初），組織上派李士弼、宋伯橋、郭誌強、劉生齡、劉樹仁、梁邦棟和我7人去洛特工委（駐洛川後子頭）短訓了一星期。短訓期間，主要由高克林書記、強自修組織部長講課。通過學習，我們初步掌握了黨的基本綱領，黨的組織生活原則，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方法等。我們的活動引起了敵人對橋山高小的注意，他們便不時地來到學校盤查，看是不是有共產黨支持學生們。1938年9月的一天，鄭誌健、宋伯喬、劉生齡和我等六七人在橋小後麵的北城牆下一個窪地開會，不料偽縣長蘆仁山突然走到麵前，查看了我們的課本，冷冷地說：“可不要搞歪門邪道，走上歧途。如有越軌行為，那是很危險的。”不久，敵黨部的楊幹事等3人，來校檢查了師生的書籍，並帶走了50多本進步書刊。
把學校建成地下交通站
1939年暑期我從橋山高小畢業，縣上辦了個教師訓練班講習會，全班20多名同學經過學習，大部分到鄜延師範上學去了，隻剩四五個學生沒錢去不了。我因為家裏沒有錢，還欠了人家200多銀元的債，生活都沒有辦法過，更不要說是再外出上學了，隻能留在縣上教書。縣上安排教師時，經過組織活動，將我安排在距黃陵縣城5華裏路的肖家川山岔梁初小教書，擔任地下交通員工作。當時，洛特工委已經遷到黃陵縣店頭鎮，對外稱特委店頭辦事處，我接觸的是特委店頭辦事處的楊西林（洛特委宣傳部長）和白秉章同誌。他們到宜君、去黃陵時，就住在我這裏，有時我也護送他們進城。平時，我主要是給黃陵地下組織送書報、雜誌和信件（密報、情報）等。每次都是靠當地熟悉的老百姓當掩護，他們有賣菜的、賣柴的、賣炭的……我就將要送的東西偽裝好，放進老百姓的貨物裏，秘密帶進城裏，再轉給晁清芳或鄭誌健。我進城送情報至少每星期一次。如果來了人要進城，那就在送他們進城時，隨時將組織要轉送的東西帶進去。當時，晁清芳是黃陵地下組織負責人，擔任黨支部書記，正式身份是偽縣政府保甲指導員，住在橋山小學教師鄭誌健家院子的東窯裏。有時楊西林與晁清芳談工作，我就在另外的窯裏等著，觀察著外麵的動靜，然後再護送出城。楊西林或白秉章從辦事處去宜君，往返時也住在我這裏。山岔梁初小在肖家川、陽溝、北坡底、王莊科、張寨子、老虎尾巴、三河口、周家窪、康崖底等十幾個村子中間的一條不大的山梁上，有這些村子的20多名學生上學，除了這所小學校外，附近不住人家，不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卻視野開闊，容易觀察瞭望，便於疏散撤離。可見當時選擇這個地方，是下了一番工夫的。盡管學校比較安全，但為保密起見，我自己在校起灶做飯，不在學生家裏吃飯。在此期間，這裏也成為組織上接頭、召開秘密會議的地方，張好信（胞弟）、張世明、鄭誌健都曾多次來這裏開會。他們大多是晚上來白天走，有時候白天也來，人們即使知道了，隻當是我的同學朋友來了，從沒有人懷疑過這個紅色交通站。
白色恐怖嚴重學生被捕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對八路軍與山西新軍（決死隊）發起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胡宗南也調集部隊進攻陝甘寧邊區，掀起了抗日戰爭中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愈演愈烈，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1940年2月，我到鄜延師範師資培訓班學習。國民黨的正規軍在配合飛機攻打我軍駐防的隴東地區後，在黃陵駐防的董釗的29軍又迫不及待地攻占了洛特工委駐店頭辦事處店頭鎮，黨組織活動越來越困難。特委在敵人的圍攻下，從店頭搬到雙龍、上房峪、槐樹莊，一直後撤。遊擊隊也被敵人打得撤出了這一地區。6月間，敵人以政治嫌疑逮捕了鄜延師範的學生韋明海、晁誌林、趙彥國、孫繼業、王世俊、劉俊夫及教員張笑如等7人。當時除劉俊夫獲釋外，均送往西安勞動營。當年秋季，韋明海逃出勞動營回到黃陵，因為已經身份暴露，不久即轉到邊區工作。敵人的破壞活動，給黃陵地下黨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已入黨的部分同誌懾於白色恐怖，表現情緒低落、思想動搖、不願提革命的事了，以至回避接觸。我們幾位老黨員便想辦法和他們主動接觸，盡可能地做這些同誌的工作，使他們在挫折麵前看見光明，重新振奮起精神來。
1940年下半年，我被調整到距家隻有2華裏路的瓦屋村教書。9月間，李士弼同誌從邊區來，同我談了當前的形勢，說形勢可能進一步趨向惡化，對此要提高警惕，做好思想準備，以防萬一。因此，特委對地下黨工作的方針是“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並說地下黨員在被迫的情況下，也可以加入國民黨，但事後要報告組織，並利用合法身份積極為黨工作。同年10月，我又被調到北村小學教書——當時北村完小的校長是楊建珍，是我在鄜延師範師資訓班的同學，知道我考師訓班考了第一名，書教得好，便通過縣教育科把我調過去。這期間，原來很活躍的地下組織活動跌入低潮。
地下組織受到敵人破壞
1941年1月初，國民黨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洛川、黃陵、宜君地區的敵人先後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洛川楊舒槍殺了3名地下黨員，宜君在白色恐怖下有40多名黨員自首。1941年正月，黃陵地下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黨組織負責人（黨支部書記）晁清芳、中共黨員梁秀儒和非黨人士劉儒珍被敵人逮捕，押解到敵省黨部駐洛川辦事處，在敵人的刑訊逼供和威逼利誘下自首。不久，敵人又逮捕了非黨教師白毓珍，經刑訊無結果放了。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樣在全縣彌漫，到處聽到的都是抓共產黨，逮捕了這個人那個人，許多人害怕了、動搖了，再也不敢行動了。
黨的地下組織遭敵人破壞時，我正在北村小學給學生上課。那天，在縣上當教育督學的開明人士楊先春，翻山越嶺，趕了20多裏山路，氣喘籲籲地趕到北村小學，給我說晁清芳、梁秀儒等被捕了，讓我給梁秀儒家的人說：把梁藏在麥囤裏的書報資料全部銷毀。我聽到這個消息，感到非常震驚，形勢已經嚴重惡化，不能再造成任何損失了。梁秀儒就是北村人，離學校不遠，我立即跑去通知了梁家。隨後，匆匆趕回四聖村，把自己家裏糧囤裏藏的信件、資料也銷毀了。敵人破壞黨的地下組織，逮捕晁清芳事件發生後，所有黨員都失去了聯係。我在那段時間思想上也是怕得很，不知道還暴露了什麼，敵人哪天會來到學校抓人，要隨時準備躲避突然抓捕。因此，每天提心吊膽，除了給學生上課外，就到學校外麵的莊稼地裏轉悠，準備應付敵人的突然到來。後來終於打聽到，晁清芳等人被捕後，敵人用刑捆綁、吊打，甚至把磨盤壓在脊背上，叫來叛徒當麵對質，他自首後隻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說介紹他參加地下組織的人已經去了邊區，無法聯係了，敵人隻好不了了之。知道晁清芳被捕後雖然自首了，但沒有出賣組織和同誌，沒有暴露其他黨員，我才放下心來。這期間，黨的地下工作陷於癱瘓，組織活動完全中斷，上級不久即宣布黃陵地下組織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