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目前最緊迫的任務是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不少人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教育當然要考試，考試也是文化，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古代的科舉製度中鄉試、省試直至殿試不都是考試嗎？作為選拔人才的方式，考試應是最公正的。這樣的觀點並不錯。學校教育當然要考試，但學校教育的本質內涵並不隻是考試。也就是說，教育要考試，但不是教育等於考試。應試教育就是一種完全為了考試的教育，老師為考試而教，學生為分數而學。一位中學生在寫給國家教委的一封信裏說道：
“我是一位初中畢業剛跨入高中學習的學生，寫信主要反映中國教育現狀……我們對讀書沒有絲毫興趣可言，罪魁禍首就是我們現在的教育製度，也就是應試教育吧。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考完了就排名次（除第一名外，其他人的自尊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月考、段考、期中考、聯賽、競賽、摸底、模擬、期末考、統考、會考、測驗，其實，考試隻從極小的側麵反映教學質量，隻考查了記憶力。我們處在高分造成的高壓環境中。應試教育扼殺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對民族發展極為不利。我參加過地區招生考試，考試時的作弊行為實在是觸目驚心，更有老師協助作弊。因為學習最終是通過一場考試，因此，許多同學平時學習不認真，到考試時就作弊，考完了就萬事大吉。所以，考試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推行素質教育代替應試教育刻不容緩。我們在初三學習期間，每天睡眠不足7小時，每星期假日隻有半天，從來不敢奢望雙休日，不知上高三後還要壓縮到何種程度，除了參加中考的課程外，其他的體育、美術全免了。多病、近視持高不下，稚氣未脫的臉上，帶一層酒瓶底厚的鏡片，一副未老先衰的樣子……同學們很少知道國家大事，而臨近考試時我們一定要背時事政治，因為它為我們中考掙得10分。要知道，差一分要1000元至5000元不等呀！知識的缺乏是多方麵的，原因主要是沒有時間，即使有時間，也極少有人將新聞聯播看完……”
另一封信提供了“一份離奇的高考達標合同”：該學校有八個高三畢業班，其中除一個班（該班老師是該校團委書記）沒有簽訂這個合同，七個班300餘名同學會考後都必須跟老師簽訂“高考達標合同”。合同內容包括，每個學生都要交高考獎勵基金86元，用於高考達標後的獎勵。規定達到本科的學生獎勵188元，達到專科的獎勵90元，達到中專的獎勵50元，隻低於省裏劃定的最低錄取線10分以內的獎勵40元。
以上的情況說明，以考試為手段，以單純的學科分數為標準，以選拔或淘汰為目的的應試教育模式，確實在某些地區、某些學校嚴重地存在著，並且愈演愈烈，成為基礎教育完成自身承擔任務的障礙。主要表現在：
（一）學生不堪重負，討厭學校生活
書包沉重：抽樣調查表明：上海市某小學學生書包人均重3.9千克。畢業班每個學生語文、數學、外語三門主課的學習這兩封信及以下一些資料，均引自柳斌同誌《四談素質教育》
等論文。
參考書平均為7.5本、5.6本和4.3本。
北京市某初二年級學生在座談會時反映，他們書包裏的各種複習資料、輔導用書達32本之多（不包括教材）。學生們說，老師、家長從不考慮我們有沒有時間看這些東西，隻管給我們“加碼”。麵對繁重的課業負擔和巨大的升學壓力，我們活得太累了。
西安市一位家長給國家教委寫信說，一個剛上小學的學生，第一天到校，書包裏就裝進各種課本、輔導用書共19冊之多，其中隻有7本是經國家教委中小學教材委員會審定的。這位家長感慨地寫道：“活潑的兒童，年齡六七歲，身高1米左右，剛進校門上學，第一天回家，書包內就裝上課本19冊，12家出版社的手伸向了小學生！”
曾幾何時，學生的書包由手提式、單肩背式變換為今日的雙肩背式，據說這是衛生專家們的建議。雙肩背使人想起了巴山山區的背簍，人們彎腰駝背地雙肩背著沉重的貨物向山頂一步步艱難地攀登。
身心疲憊：據上海《青年報》調查，小學生上午平均到校時間為7：24，其中最早的為6：00，放學時間為11：45；下午上課時間為13：00，平均放學時間（不包括晚托班在校時間）為15：11，其中最晚放學的為18：00；每天平均在校時間近6小時，若在校用午餐，則在校時間約為8小時。中學生在校時間一般都在每天8小時以上，不少農村中學（包括相當多的市、縣城鎮中學）每天都有晚自習，每周隻有星期六一個晚上休息。
90年代初，國際比較教育研究組織曾搞過一次調查，隨機地在30個國家或地區各任意抽取一個初中班，統一進行一次數學考試，同時進行問卷調查。結果，中國學生平均成績80分，高居榜首，中國台灣地區、韓國、日本的成績分別為77、78、76分，美國與法國、英國為60多分，最低為非洲和西亞的幾個國家，平均成績為20—30分。中國和東亞國家的學生成績較好，但在其他一些方麵，例如家庭作業的時間，中國學生平均為2小時，遠遠高於其他國家；每天看電視的時間，中國學生為0.5小時，遠遠低於其他國家。中國學生在回答有關統計等實踐知識的問題時，成績不如美、英等國。中國的教育投資也處於低水平。外國專家感慨地說：“中國教育是以小的投入獲得高的產出。”這種觀點可以解釋為經濟觀點，但是，中國的教育投入是否真的很小？中國的教師、家長有多大的精力投入，中國的學生犧牲了多少童真與興趣，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我們應該以冷靜認真的態度、審視，反思一位留美教育博士的疑慮：
“中國的初等教育+美國的高等教育=最佳組合”嗎？
“中國的中學生年年能擊敗眾多對手，獲得國際奧林匹克知識競賽的各種個人獎和集體獎，但當今中國的高等教育從來沒有培養出諾貝爾獎獲得者；而美國則是初等教育‘一塌糊塗’，但美國高校贏得的諾貝爾獎卻是世界上最多的。”
電視台曾邀一位名叫韓寒的中學生作為嘉賓，探討中學生教育問題。高二學生韓寒，有幾門功課不及格，但他寫了一本長篇小說《三重門》在中學生中成為暢銷書。韓寒在電視上表現平靜但出言直率，他最為驚人的一句話是“厭惡學校生活”。像韓寒這樣對學校生活具有“叛逆”性格而直言不諱者是少數，但具有逆反心理者則為數不少。絕大多數剛踏入大學門坎的中學生在回頭想自己的中學生涯時，不禁心有餘悸，似乎有一種苦海餘生的感覺。回想那背不完的概念，寫不完的作文，看不完的資料，攻不完的難題，苦惱的考試，心驚肉跳的排名榜，哪裏有花季？哪裏有朝氣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