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趁這部書在台灣出版的機會，關於文人之死，寫上幾句話，以為序。
人總是要死的，對死者而言，死了就死了，也就了了。但對生者而言，便有著不同的蓋棺定論。司馬遷早就說過，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輕如鴻毛。但這個評價，有時也很說不準，時間推移、曆史沉澱，會使當時比泰山重的死者，後來變得比鴻毛還輕；反過來，死時比鴻毛還輕，經過數朝數代以後，又變得比泰山還重了。因此，對舊時稱之為“士”，後來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中國文人來說，最省事的辦法，以其壽終正寢，曰正常死亡，以其死於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區分，也就免得一回兒泰山，一回兒鴻毛，來回折騰、纏夾不清的麻煩了。
中國文人，有一種奇特的品質，無論其為大名人，還是小名人，無論其為好死者，還是賴死者，應該說百分之九十九，都以維係數千年的中華文化為自任，絕不敢讓這一線香火斷絕在自己手中。也許每個人的貢獻有多少之別，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盡其綿薄，報效祖國母親。尤其那些“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佼佼者，為主義獻身，為真理舍命，為民族大義而灑盡熱血，為家國存亡而肝腦塗地，以“頭顱擲處血斑斑”的書生意氣，與暴政，與侵略者，與非正義，與人吃人的製度，與一切倒退、墮落、邪惡、愚昧，一直奮鬥到生命最後一刻。他們從來都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
如果沒有這些精英們，以堅忍不拔、前仆後繼的意誌繼往開來，以曆經厄難、矢誌不渝的精神發揚光大的話；沒有他們在暴政的壓迫下，在戰亂的摧殘下，在文字獄的恐怖下，在掌握權杖的帝王以毀滅文化為樂事的無知愚昧的統治下，還能夠堅守文明、珍惜傳統、存滅繼絕、薪火相傳的話，恐怕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腓尼基、兩河文明乃至瑪雅文化一樣，消失在曆史的星空中，成為絕響。
正因為一代又一代傳承相繼，中華民族才能夠一次又一次地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終葆有強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沒的中國文人，無論其為正常死亡，還是非正常死亡，均能夠被人記住，載入史冊；在有皇帝的年代裏，甚至列入“天地君親師”的最後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燭紙馬的供奉，頂禮膜拜，應該說是當之無愧的。
不過，話說回來，中國文人盡管在理論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佛龕裏，神氣十足，可在這塊國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並不真把文人當一回事的。千萬不要以為“士農工商”的排序，就擁有優先權。因此，切切牢記這一條，誰要缺乏這最起碼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對統治者來講，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盤，裝裝門麵用得著，唱唱讚歌用得著，可到了開飯時間，那張桌子上肯定不會有你的座位。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咱們中華民族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義，最講求現實精神的民族。數千年來，無論神州怎樣天翻地覆，而不致陸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在這種物競天擇的大環境中，中國人為求得生存而養成了絕對自我、獨善其身而罔顧其他的個人至上主義，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別強大。在這些講求實利的同胞眼裏，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屬於精神層麵的虛榮，不影響誰的實際所得，自然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國文人的祖師爺孔夫子，還被加冕了一個“百代素王”的盛名，曆代帝王專門跑到山東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義的崇敬；說穿了，這與《西遊記》中玉皇大帝封孫悟空一個“弼馬溫”的番號，是差不多的意思，不過是給後來的聖人之徒一種虛幻的滿足罷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於位，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上走下來，偏要食人間煙火，乃至於插手政治、染指權力、幹預現實、覬覦利益，以為在統治者的權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資格，那就可能要給自己找麻煩了。且不說台麵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擁在身邊的人對你持何種態度，僅桌子下的那群虎視眈眈的狗，也會臉飛六月之霜，給你顏色看。因為這些食肉類動物，自以為蹺起一條腿，也要比文人高半頭，哪能把桌上扔下來的肉骨頭，施舍給一不識相、二不知趣、三不曉得自己吃幾碗幹飯的閣下？
這就能明白封建社會中，文人不走運的緣故了。中國一共三百多個帝王中間，簡直找不出一個始終高看知識分子、友好對待文人的明君賢主。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沒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難文人。因此，中國文人從來麵臨命懸一絲的華蓋運，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定得太高，那隻徒增煩惱，弄不好還要付出代價。魯迅感慨過，“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華蓋雖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被蓋子壓住一樣，一生過著無可奈何的日子。
碰頭，倒也無大礙，如果隻是鼓個包，抹點碘酒也就消腫化瘀了；可頭碰掉了，什麼接骨藥也無濟於事。因此，在這種無論如何笑不起來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歲月裏，文人越位的結果，無非兩種：一是春秋戰國屈原跳進汨羅江的自殺；一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他殺——有史以來的中國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記錄，好像就是從這裏掀開第一頁的。
除了統治者的文字獄消滅不少文人外，跳不出自設的心獄，也自相殘殺了不少文人。這心獄，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是他同行，這恐怕是大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劇來由。
休看那些大師、中師、小師們，如何自視清高，“不為五鬥米折腰”；如何標榜淡泊，“道不行，乘桴飄於海”。但靈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統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到末座，也是屁顛屁顛，鞋都來不及穿，馬上報到的。我就看到一些當代文人，對於某些掌握權力的人，橫眉者少，俯首者多；對於權力，得之竊喜，失之彌痛；雖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寢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狀，作不屑狀，作“富貴於我如浮雲”狀；說白了，不過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衝擊，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沒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騰，很多文人就這樣結果了自己。
而由文人相輕，到文人相嫉、相敵對、相戕害的後果，就更可怕。正如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一》裏那則故事：“一日，酒糾宣觴政，約各言所畏。席間有老狐，自然也得回答……最後問狐何畏，則曰：‘吾畏狐。’眾嘩笑曰：‘人畏狐可也，君為同類，何所畏？’狐哂曰：‘天下惟同類可畏也。凡爭產者，必同父之子；凡爭寵者，必同夫之妻；凡爭權者，必同官職之士；凡爭利者，必同市之賈。勢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雞鶩；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間內應，亦必以同類，非其同類，不能投其好而人，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狐尚畏狐，文人怎能不怕被同行背後插進刀子，一命嗚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