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有一位幸臣，叫紀僧真，從齊高帝蕭道成起，到齊武帝蕭賾，一直被視為心腹。齊明帝蕭鸞上台，這個殘酷地殺盡所有王室子弟的皇帝，獨對他寬大為懷，認為“曆朝驅使”，係有功之臣，“待之如舊”。《南史》、《南齊書》均有其傳，雖在《幸臣傳》裏，但聲名尚佳，無大垢跡，在蕭氏父子心目中，是頗可倚重的部屬。
讀其傳略，在蕭道成還未篡宋前，他早就看出奪權野心，在謀取帝位的過程中，紀是參與機密謀劃甚至是拿大王意的近臣。肅道成廢稱帝後，論功行賞，當然少不了紀僧真的一份。所以，位高權重，很受信任。
“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跡下名”，也就是要他處理文件，並授權他代自己簽署頒布，最後連蕭道成都搞不清楚，究竟是他自己簽的，還是這位親信的手筆，這足證明他被信賴和依靠的程度。模仿他人的手跡是一門學問，沒有一定的筆下功夫，諒也難以臨摹得十分神似。由此大致了解紀，盡管是侍候人的人，但絕非凡庸之輩。
《南史·紀僧真傳》稱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真子交卿，甚有解用。”看樣子，這一家人具有相當文化水準，自是毫無疑問的，官也做得不小，應該說是齊政權的既得利益階層，可以滿足了。然而，如何稱之為滿足，卻很難有一個標準。一個餓極了的人，得到一個饅頭，就謝天謝地了；一個百萬富翁，給他一個金饅頭，也許還覺得不稱心的。
問題在於他是由小官吏漸漸爬到高枝上來的，身居崇位，心病難祛，在延續魏晉“九品中正”的南北朝時期，詰究門第觀念。凡出身低微、門戶卑瑣者，不管你多麼得意，那靈魂深處，總斷不了發虛、矮人一頭的弱勢心理，是很難擺脫的。劉禹錫有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今天我們讀起來，隻有滄桑感，而在南朝人讀起來，那就是解放感，兩者體味是不同的。
這種一生下來就高人一等的門第觀念，就像天賦神權一樣，有這份從娘胎裏帶來的本錢，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沒有這種值得驕傲的資本，隻好搭拉腦袋，怨自己投錯了胎。在中國曆史上，很流行過的門第觀念，甚至到了20世紀後半葉，在某些人的腦袋裏，還陰魂不散的。“唯出身論”，“唯成分論”，“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等等，就是這種封建意識的延伸。其實，誰都知道，革命的目的，本是追求平等，本是要消除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但在一些人腦海裏，封建餘毒未能徹底肅清，到了“文革”，極左思潮便泛濫成災，遺患無窮。
由此可以想像南北朝時期，那些出身豪門貴族階層的士大夫名流之流，該是多麼地自以為了不起，多麼地神氣活現、蠻橫跋扈了。也許官沒有紀大，錢沒有紀多，勢也沒有紀強，但自以為有資格公開地或打心眼裏看不上平民階層的人，不但恥於為伍，不通往來，以示清高；甚而至於界限嚴格，涇渭分明，不能同坐在一條板凳上。
這一點，連齊武帝蕭賾也為他抱不平。“僧真容貌談吐，雅有士風，武帝嚐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然而，即使皇帝說了，也不能去掉紀僧真這份上不了台盤的心結。中國人從古至今，為這種莫名其妙的出身負擔，不知增添了多少苦惱？紀僧真那個時代，一個非名門望族的出身的人，在官場或學界，總有抬不起頭來的感覺；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三代貧農、血統工人又成了香餑餑，知識分子定為臭老九，人人得以再教育；改革開放以後，政策務實，講求進步，於是，一個人的經濟實力或者一個人的知識能力，成為具有發言權的衡量標準。這樣，過去隻擁有出身成分的優越感，在政治上占優勢的人，顯然發現自己發出的聲音，大不如以前那樣響亮而語驚四座，於是對變化中的中國持搖頭態度，恐怕就是這種失落的逆反心理了。
但仔細想想，也沒有多大道理。其實，不管好出身還是不好的出身，是紅馬褂還是黑馬褂，自己是幾斤幾兩，實質是不會大變的。紅五類，既無必要為之驕傲，黑五類，也無必要為之自餒。可是，社會風氣會形成一種習慣勢力，對人的心理會產生出催動和擠壓的功效，而往往不能自拔。我記得，“文革”初期，紅衛兵初起時，凡出身於高幹、革幹、普通工農和五類分子的子弟，誰入、誰不能入、誰戴什麼質地的袖箍，都是以家庭出身來區別的。入者，全國串連，狠批猛鬥，氣宇軒昂，革命小將；不入者，心灰意懶，沒精打采，自感形穢，革命對象。這一切，說明一旦潮流湧動，不可抑止，就能起到左右人心的影響。紀僧真又怎麼能夠完全擺脫世俗的陋見呢？一定要使自己士大夫化，便是他努力奮鬥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