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21日的《京報副刊》上，有一篇魯迅先生對“青年必讀書”征求意見的答複。其中有這樣兩句話：“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這是距今已是70年前的往事了。
或許如他在一篇《小雜感》裏說的那樣，“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一石擊起千層浪，他的這篇《京報副刊》上的答複，隨即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論戰。說到底，還是幾年前那場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的延續。
其實持非議觀點的人，對先生所以憤激而極端的看法，並未完全理解。因為“五四”以後的文學革命，很難突破與舊體製、舊思想、舊傳統、舊觀念有著千絲萬縷聯係的文言文，也就是通稱之為古文的障礙，更遭受到那些曾經闊氣和正在闊氣的複古主義者的強烈抵製。因此，在文言文占絕對優勢的時候，魯迅先生大聲疾呼“我們此後實在隻有兩條路：一個抱著古文而死掉，一個舍掉古文而生存”，是十分及時和必要的。
所以，他本著“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一貫精神，對這張報紙提出來的“青年必讀書”的問題，做出了這樣一個矯枉過正的回答。魯迅先生發出來的聲音，對在全國範圍內占壟斷地位的古文提出挑戰，是具有警醒意義的行為。
我生於1930年的上海，等我進小學和上中學的時候，新文學運動，已經波瀾壯闊，至少在大城市裏，在實施現代教育製度的學校裏，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領域。以白話文寫作的作家，如魯迅、胡適、郭沫若、周作人、鬱達夫、徐誌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因此，我記不得小學的語文課本裏有唐詩、宋詞，也記不得中學的語文課本裏有韓、柳、歐、蘇的文章，在白話文逐漸全方位進入文化領域的那時，即使選錄一些古典文學作品，大概也是為數不多。因此，我才沒留下什麼印象，相反，那些現當代文學的奠基者，對我倒產生了深刻影響，最終使我走上了文學之路。
現在回想起來，我受到的古文訓練，倒不是從當時的語文課本而來。基本上完全是在家庭的督促，環境的熏陶，從死背硬記開始，先是硬著頭皮，漸漸發生興趣，然後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誌活到老、學到老的。
古漢語的命運，終究維係於輝煌的中華文明，植根於中國這塊土地上，因此，其生命力應該是不會衰竭的。我記得，三十年代，在離城市並不很遠的鄉村，也還有科舉時代曾經盛行過的私塾，甚至到了五十年代，在偏遠地區，也有類似私塾的家學存在。
這種現象的出現，除了經濟負擔的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也還有出於中國人固有的傳統思想的原因，不願意把孩子送到所謂洋學堂裏讀書。當時，城市的學校在農村人的眼裏，除了能夠識字的語文課外，那些常識、算術、英語、勞作、美術、音樂等課程，是沒有什麼用場的。
我曾經寫過一篇談背誦有益的雜感，講到這種古老的私塾教育，雖然其教學方式完全背離於時代，落伍於生活，但是，私塾的強調背誦，即使在現代語文教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環。
我有一位居住在鄉下的外祖父輩的前清秀才，入民國後，功名不成，便以塾師為業，在鄉閭間，是頗有名望的一位老學究。他教過的學生，其出息者，有留洋、有當官、有領兵者；沒出息的，當然更多，不過，老人一句話，“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那就不是他的責任了。
暑假期間，家長便讓我回鄉下去，在那裏補習古文，好像我有這樣一位斯文長輩，作為後生的我等，要是古文一竅不通，便如薪火相傳就要斷送在我們這一代似的。於是，我就坐在板凳上，讀那些儒學的啟蒙書籍。老人對我倒不嚴厲，別人背不出來，是要吃板子的，我背不出來，就例外豁免體罰了。
我說：“我不喜歡背。”
他說：“要學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須背得滾瓜爛熟。”
我問他：“我們學校的老師都是先講課，你為什麼不講？隻教識字，識了字以後就隻是背書？”
他的回答：“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
後來，我讀《紅樓夢》第九回，“賈寶玉上家塾，其父賈政講的一番關於教育方法的話倒是今古同源、如出一轍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隻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