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小說開始於唐，那時有說書人話，經過元代的白話文洗禮之後，到了明代，被一群高手接了過去，開始變著花樣地玩，四大名著裏麵占了仨不說，還剩下個《金瓶梅詞話》在一旁虎視眈眈，隨時等著替補。晚明是個對宋理學全麵反思的時代，有李贄這樣的“女權主義者”，也有馮夢龍這樣的“情教教主”，趕上當權者不是秦始皇，眼前沒有大火，腳下也沒有大坑，大家都可著勁兒地奚落理學。存天理，滅人欲，刑不上大夫，禮卻下了庶人，而知識分子反抗的武器就是編故事，所以才有大量的小說出台，更別說馮夢龍精神旺盛的還要整理民歌。記得汪曾祺曾經說過： “小說是寫生活不是講故事！”這話是擲地有聲，但小說如果沒有故事情節撐著，一地雞零狗碎人民群眾也是不愛看的，當然像《金瓶梅詞話》這樣就更加不容易，又講生活又講故事，上台領了獎還高票房，所以才叫奇書。
小說到了清朝一片蕭瑟，政府不鼓勵，民間不提倡，寫不好要殺頭的。清朝的皇帝覺得漢人真是麻煩，明代留下一群知識分子七嘴八舌唧唧喳喳別提多討厭，無怪要亡國。程朱理學這麼好的玩意兒為什麼不拿來用？在思想上全把他們閹割了，看誰還敢跟朕叫板！文字獄整一堆奴才出來，小說搞到後來隻剩下《紅樓夢》撐場麵，好像殘花敗柳之中突兀伸出一樹海棠，搶眼但也稍顯怪異。而馮夢龍的男歡女愛，一脈暗香被蒲鬆齡偷偷接去，到底是不敢張揚，隻好借狐狸花妖指東打西；至於《儒林外史》雖說是諷刺小說，也很耐看，但窮酸氣是有的，隻有《紅樓夢》，作書人筆下元氣充沛，神韻是來自明代的。
《紅樓夢》問世的道路很曲折，曹雪芹著書黃葉村，知道的人不多，寫了書隻小範圍閱讀，都是親朋好友。寫長篇小說是個耗損人心力的事情，寫到最後往往是拚體力耐性。沒有考證過馮夢龍、羅貫中寫小說是何等景象，他們有稿費可拿，書一寫出，那邊馬上活字印刷坊間賣錢，想來下筆如飛，《三言二拍》寫兩遍也不可能吐血身亡。曹雪芹是精工出細活，又要字字推敲，嘔心瀝血，一部書磨蹭十年才寫了一半，除了會喝酒寫字之外，也不見他有別的掙錢本事，潦倒是必然的。乃至於三餐不繼，舉家食粥，我一直奇怪，這樣情況下他還能不失筆下健朗，真乃奇人也。
跟曹雪芹同時代的有個袁枚，此人進士出身，又做官，所以有銀兩支持自己的小情小調，寫過《隨園詩話》。那時官場的小資們出這種“詩話”是種風氣，無非一些吃喝玩樂的講究，酒餘飯後的賞玩。但《隨園詩話》卻因了一句話跟紅學結緣。袁枚寫道： 曹楝亭的兒子叫曹雪芹，他寫了一部《紅樓夢》，裏麵提到大觀園，應該就是指我的隨園了。
這一句話被後世的紅學家多次提及，裏麵提到的曹家信息很被大家考證了一番，最後發現袁枚是順著嘴胡說，曹楝亭根本不是雪芹的爸爸，而是他爺爺，至於大觀園是不是他家隨園就更不值得深究，小說裏的園子自有它的虛構空間，可大可小，美輪美奐，而袁枚家的那個破園子是滿足不了大家的想像力的。
但《隨園詩話》卻因此成了最早提及《紅樓夢》的史料。可笑的是，袁枚本人卻完全沒有讀過《紅樓夢》，因為他接著說，《紅樓夢》裏寫了很多妓女，真是妙啊。這話後來被郭沫若狠狠地諷刺了一下，考慮到《隨園詩話》跟我一樣隻是閑話閑說，今天就不把他揪出來批鬥了。
20年代，在胡適還沒有出來抗紅學大旗之前，紅學是索隱派的天下，王夢阮、沈瓶庵有《紅樓夢索隱》，蔡元培有《石頭記索隱》，這派的武功一言以蔽之，就是“猜謎”。
王夢阮說黛玉是董小宛，因為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蔡元培說薛寶釵是高士奇。因為薛就是雪，而林和靖詠梅曰： “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
大體上索隱派都是這麼個套路，沾邊兒就靠，猛一眼看上去屬於嘴大無腦，仔細看看，他們其實是樂在其中——寫自己的，讓別人說去吧。
我曾買到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隱》，剛開篇便定了基調： “《紅樓夢》那是政治小說”，蔡元培是有政治抱負的，所以把《紅樓夢》也往政治上靠，然後就開始對號入座，用的方法是老派文人最拿手的治經學。事事往孔孟思想上靠，所以才硬說《紅樓夢》是反清複明，我看了兩眼實在看不下去了，那捕風捉影的本事確實不是白給。這書被我扔在抽屜裏好久，今天要寫《閑話紅學》，隻好找出來認真再翻，蔡先生執拗的樣子讓我邊看邊樂，想來這麼猜謎頗有趣，否則他也不會一寫就幾萬字了。
中國曆史上沒有一部小說，跟《紅樓夢》似的，費了世人那麼多口水。這個要怪罪曹雪芹。因為他明明是寫小說講故事，卻不肯有老實的態度，開篇他用了很大的篇幅給自己抬轎子，說自己這部書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己扯心扯肺，涕血成書。又有一個叫脂硯齋的跑出來幫閑，也是哭得一塌糊塗，捶胸頓足，揚言誰要不明白微言大義，就是沒長眼睛沒長腦子沒長愛心。鬧這麼大的動靜，誰還敢等閑視之？所以有了索隱一派，想來他們的初衷是好的，都是為了幫曹雪芹做注腳，為死人代言談何容易，所以兩百年來，他們自己的陣營也是四分五裂，統一不了。有“明珠家史說”，有“清世祖出家說”，上麵說的王夢阮和蔡元培就是一例，他們各說各的十分過癮，彼此之間還互相瞧不上眼，其實要劃分起來都是一個戰壕的戰友。
我以前不喜歡索隱派，覺得他們是妖言惑眾，現在慢慢體會到，他們原來是太善良，一下子就上了曹雪芹的當。
我小時候看《紅樓夢》是跳過這些花招直接去看林黛玉進賈府的，就好像看三言二拍總是要過濾開篇的勸誡，年紀輕，自然不耐煩去看人家講道理。而人生哲理這類東西，除非自己經曆過，否則無法捕風捉影。現在想想，曹雪芹寫這些東西隻怕也是套路來的，他那時二三十歲，能有多少體會？“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說不定也是感他人之慨。我那時候手邊有個《三家評本紅樓夢》，哪三家記不得了，橫批豎批上批下批，擠得密密麻麻，統統不看。後來長大了，決定學大尾巴狼，竟然知道要找脂評本來看，費了很多腦筋整理思路，花了很多錢買影印本，跟著紅學大家一路狂奔，反而沒了小時候的輕鬆愉快。所以說，任什麼好東西一旦搞成什麼“學”，名堂就多起來了，弄的人很辛苦。
後來看見毛澤東閱讀《紅樓夢》，那樣推崇“好了歌”，還號召大家來品味其中的社會性，知道他也是拿這小說當教材來用了。
《石頭記索隱》麵世時，正好趕上胡適在提倡科學的研究方法，於是很不幸，蔡元培被胡適拿過來開了刀。其實蔡先生並不把這個當成學問，隻是閑著無事猜個謎，但被胡適在學術高度上擠兌了一下，不得以，隻好口齒不清地辯解，但抬了一陣子杠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胡適寫了《紅樓夢考證》。這篇文字當是考證派紅學的開山之作，那一年是1921年。
胡適說研究《紅樓夢》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作者，一個是版本。這後來成為考證派紅學的研究方向。後頭這派又分裂出一支成曹學，當然這是後話。
針對索隱派，胡適提出了科學的考證，其實是他一貫主張的方法論，簡言之： 用曆史的方法做考證，用文學的眼光做批評。潛台詞： 不要再猜謎了！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平心而論，還是很粗糙的。那時候甲戌本還沒有被發現，甚至脂本都沒有被意識到，胡適手裏隻有程本跟戚本。現在我們都知道戚本是響當當的脂本，但那時胡適卻認定戚本晚於程本，因為上頭左一條批，右一條批，亂七八糟的，哪有程本幹淨漂亮，整潔養眼。這種類似挑蘋果的褒貶方式聽起來很可笑，犯下的錯誤在今天看來十分幼稚，可我卻不忍心指責，因為胡適對紅學的功績在於但開風氣，而不是完善光大。反麵觀之，在當時資料不充分、認識不全麵的情況下，胡適給紅學指出科學的研究方向，多麼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