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龐大的《紅樓夢》研究隊伍中，考證派是其中的主要力量。考證派的基本任務就是全麵證明八十多年前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的主要觀點，即“《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曹家的自敘”。八十多年來，不知有多少學者為胡適提出的這一觀點進行了多少考證，隻是直到現在也沒考證出曹雪芹的真實身份來。其實，胡適關於《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家世自敘的說法，早就受到相關學者的質疑，到了現在，懷疑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的人也越來越多。麵對這一令考證派學者難以收場的局麵，我們也許可以對此進行比較冷靜的換位思考，即是不是胡適當初在進行《紅樓夢考證》時，就誤解了《紅樓夢》。許許多多的學者們，是不是也跟著胡適“走錯了道路”。
一、 各執一詞的考證成果
1915年11月，蔡元培先生發表了《石頭記索隱》一文，並在其開頭開宗明義地指出：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旗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麵，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
六年後，胡適先生發表出《紅樓夢考證》。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先生認為蔡元培關於《紅樓夢》是“反清吊明”的索隱方法，是“走錯了道路”，“是很牽強的附會”，並在該文中言之鑿鑿地認為：
（1） 《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2） 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為不得誌，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3） 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
（4） 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5） 《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為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 《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 裏麵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曹家的影子。（故賈府在“長安”都中，而甄府始終在江南。）
蔡、胡二人關於《紅樓夢》的辯論展開後，便在紅學界中形成了涇渭鮮明的索隱派和考證派。1923年俞平伯發表《紅樓夢辨》，在相當程度上增強了胡適《紅樓夢考證》的力度。建國後，周汝昌於1951年發表《紅樓夢新證》一書，更進一步加強了考證派在新中國紅學研究中的主導地位。但這並不能說明考證派推翻了索隱派的觀點，考證派的“考證”成果同樣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1964年8月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指出： “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①鮮明地支持了胡適的觀點。在那“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 的指示辦事”的特殊的曆史時期，毛澤東的這一指示，自然得到全麵的貫徹，蔡元培的觀點便在紅學界遭到了全麵的打壓，奉胡適為開山祖師的考證派紅學家從而全麵掌控了發言權。在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考證派於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對《紅樓夢》著者曹雪芹的家世進行了全麵的考證。令人遺憾的是，考證派學者們通過幾十年孜孜以求的考證，卻始終沒有找出《紅樓夢》著者曹雪芹於何年何月何地寫作《紅樓夢》的半點證據，對曹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兒子或孫子也越考證越糊塗，反而把紅壇攪得混混沌沌，派生出各執一詞的甚至是日趨荒唐離奇的考證結果。用俞平伯的話來說，這樣的“紅學實是反《紅樓夢》的，紅學愈昌，紅樓愈隱”，“下筆愈多，去題愈遠”。②
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至今八十多年了。八十多年的《紅樓夢》考證曆程，幾代人的考證，其時間不謂不短，其付出不謂不大。而紅學家們考證出來的成果卻眾說紛紜，各成體係。之所以出現這樣表麵熱鬧、實則無序的紅學考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考證派的紅學家們按胡適“大膽假設”的方式進行假設後再求證的結果。由於大家紛紛假設又各自發揮，這些多憑假設推測出來的考證結果，到了最後，都因缺乏有力的證據，而誰也說服不了誰。就連考證派的開山祖師胡適也對自己的考證結果出爾反爾，更談不上自圓其說。胡適本人為《紅樓夢》考證立起了門派之後，也許是意識到他發起的這項考證有點太虛無縹緲，根本不可能考證出有價值、有說服力的結果來，居然為世人留下有始無終的話柄，即立起了考證派的山頭之後，卻撒手不幹了。
在考證派學者的陣營中，周汝昌因寫出《紅樓夢新證》一書，號稱“繼胡適等諸先生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第一人，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③幾十年來，他為《紅樓夢》的研究確實付出了大量的勞動。隻是在他的《紅樓夢新證》中，也沒有考證出真正有新意的成果，更談不上真正解答出胡適提出的考證要點，卻緊緊地抱著《紅樓夢新證》中“脂硯即湘雲”的學術成果，並不知疲倦地到處宣揚他這一“憑悟性”悟出來的平生“最得意而且最重要的一項考證”④。隻是周汝昌的這一考證成果，俞平伯早在1964年6月就指出“脂硯齋為史湘雲……的說法，自不可信”⑤，劉夢溪和許多研究者都認為“無論如何與脂批的內容按不上榫”⑥，為《胡適口述自傳》進行整理和翻譯的唐德剛先生，也稱周汝昌此舉“其實也都是些證據不足的假設”⑦而已。身為《紅樓夢》學會名譽會長、《紅樓夢》學刊主編的馮其庸先生在其著作中，除了以大量篇幅介紹他對曹氏家族的考證成果外，也對曹雪芹究竟於何時何地寫作出《紅樓夢》說不出半點證據，多以“目前暫時對曹雪芹本人的直接史料的缺乏”⑧而予以搪塞。
盡管學者們一直找不到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真正證據，不少考證派紅學家們還是紛紛推測並爭論曹雪芹生於何年死於何歲，全憑假設杜撰出一本又一本關於曹雪芹是怎樣寫成《紅樓夢》的著作，引發出曹雪芹家世的發祥地究竟是河北豐潤還是遼寧遼陽的派係之爭。這種各執一詞的考證成果和考證現象，形成了幾十年來中國紅學界的獨特風景。為了湊熱鬧，劉心武居然以知名作家的身份，把《紅樓夢》書中秦可卿抱養於養生堂的原話全麵推翻，別出心裁地推出了他獨樹一幟的“秦學”流派，假設出一部又一部關於秦可卿的“紅學專著”來……
二、 舍本逐末的考證方式
胡適當年因《紅樓夢考證》而立起的考證一派，其目的就是為了證明“《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為了讓其考證成果具有說服力，並引導讀者們正確地解讀《紅樓夢》，考證派的學者們在證明這部書是“曹雪芹所著”的同時，還應該給讀者解釋以下問題： 《紅樓夢》一書的主題究竟是什麼？作者的創作動機是什麼？書中的大量日期說明了什麼？該書開頭反複申明此書並無幹涉朝政，在書中卻又對朝政的黑暗進行充分揭露和無情指責的用意說明了什麼？若作者真的無意幹涉朝政，書中賈府大量的皇室用品和皇宮陳設說明了什麼？特別是賈寶玉經常身著“立蟒”龍袍的穿戴又說明了什麼？如果曹雪芹敢在書中留下自己的真實名字，而作為評書人的脂硯齋又為什麼不敢在書中留下自己的真實名字？為什麼作者要說此書是曹雪芹在“悼紅軒”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悼紅軒”三個字的含意究竟是什麼？這三個字與“反清吊明”是否有無關係？……
韓愈說：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⑨作為許多以紅學大師自居的紅學家來說，為讀者解釋上麵這些問題，本該是這些紅學大師們理所當然的責任，更是每個真正研究《紅樓夢》的人所不能回避而且力求解決的問題。如果紅學大師們對這些問題作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反而另辟蹊徑，進行與此沒有多少關聯的其他考證，比如不去求證曹雪芹本人與《紅樓夢》書中的內在關聯，不去解釋曹雪芹及其家世與《紅樓夢》書中情節的種種矛盾，卻去為與書中曹雪芹沒有任何關係的曹家家世進行數十代的淵源考證，紛紛為一個子虛烏有的曹雪芹生於哪年哪月哪日爭論不休，這對進行《紅樓夢》考證的範疇而言似乎都是舍本逐末之舉，甚至是隔靴搔癢之勞。中國有句老話，叫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幾乎以舉國之力，窮數十年無數人考證之工，而得不到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一丁半點直接證據，搞不清曹雪芹究竟是誰，那麼，這個曹雪芹的真實性早就應該令人懷疑了，這項考證也談不上有多少意義了。
按最基本的常識來說，無論是進行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的研究，隻要是最初的立論正確，經過一定時間的研究和驗證之後，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應該是為最初的立論服務的。其研究的成果應該是在不斷的研究過程中，逐步地互相印證和互相補充，以至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條，成為一個嚴密的甚至是無懈可擊的學術體係。而胡適先生關於《紅樓夢考證》的六大論點創立八十多年來，經過那麼多學者的考證後，幾乎所有的論點被一個接一個推翻，連其中最關鍵的一條立論即“《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之說，也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和學者的質疑。俞平伯也指出： “定本書（《紅樓夢》）之作者為曹雪芹，其實大有可商者。”⑩劉夢溪先生則認為： “對一門學科來說，研究了一百年，在許多問題上還不能達成比較一致的結論，甚至形成許多死結，我想無論如何不能說是這門學科興旺的標誌。所謂真理越辯越明，似乎不適合《紅樓夢》。倒是俞平伯先生說的‘越研究越糊塗’，不失孤明先發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