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接著說這個契丹君長，除了賜姓，他接受的還有更具實際意義的東西，那就是對鬆漠地區的軍事統治權。事情是這樣的，契丹人雖然早有內附的意願，但是又怕內附之後失去自己的地盤，於是，唐太宗在北部邊疆設了個鬆漠都督府，大致的範圍在今西拉木倫河南、老哈河上遊、朝陽以北、遼河以西，並讓契丹君長出任都督。名義上是唐王朝的疆域範圍，實際上，都督才是這裏的實際統治者，這就是傳說中的“羈縻府州”，也可以說是唐王朝在解決民族問題上一次偉大的創舉。雖然很多人把後來“安史之亂”的原因歸結為唐所設的這些羈縻府州，但不應否認的是，羈縻政策是建立在正視民族差異的基礎之上的，也是試圖求同存異的一種嚐試，正是因為它不完善，後來的人們才有機會進一步去完善它。
第一任鬆漠都督的名字叫窟哥，下麵還有十個州的刺史，由他直接領導。當然，這些刺史就是契丹族各部落的酋長。可惜的是這位都督當了沒幾年就與世長辭了。雖然說這時候是選舉君長，但在當時，有錢、有權又有資格被選的人沒幾個，所以曆史的記載是，在老爹升天後，他的兒子被選為下一任的契丹君長兼鬆漠都督。
就這樣，這種在契丹族聚集地區設置羈縻州，任用契丹聯盟長來統治的方式正式確立下來。唐王朝在經濟上給了鬆漠都督府很大的支持，這些資助，極大地促進了契丹經濟的發展，契丹社會在這一時期有了巨大的進步。唐的付出，當然不可能不求回報，邊疆地區的契丹，成了唐廷抵禦突厥的一道防線；而每有征戰時，契丹又成為唐王朝一支強有力的作戰勁旅。
可惜這種雙贏的局麵，並沒有持續很久，矛盾就出現了。
一石三鳥：營州舉義的意外收獲
內附以後的契丹，既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存在和發展著（在契丹族內部已經形成了比較鞏固的部落聯盟，部落聯盟長已經逐漸地由世襲產生），又已成為唐王朝統治下的臣民：大賀氏聯盟的“君長”和各部族長，既是契丹人的首領，同時又是唐朝羈縻府州的都督和刺史。
隨著契丹經濟的發展，政治上的各種製度也開始建立起來，契丹人慢慢開始不滿足於作為唐廷的作戰工具。矛盾就這樣出現了，最終導致了“營州之亂”。在中國曆史上有太多的戰亂，這一個，也跟大多數的戰爭一樣，在曆史的塵埃中漸漸被世人遺忘。令人無法理解的是，這次戰爭的副產品，卻還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隻不過很多人已經無法將它們與“營州之亂”聯係在一起了。
公元696年，營州一帶由於連續幾年的災荒，導致農牧無收，民不聊生。而營州都督趙文翽完全不關心百姓疾苦，繼續著自己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奢靡生活。這位趙都督視管轄區內各族酋長為奴仆，稍不如意就對他們非打即罵，屢“侵侮其下”。天災人禍逼使李盡忠聯合妹婿、誠州刺史孫萬榮共同起兵反唐，這次起義得到了百姓的支持，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李盡忠自封為“無上可汗”，契丹君長稱“可汗”就是從這時開始的，這是第一個副產品。
“營州之亂”的第二個副產品，可以說是最終促使武則天放棄了立武氏子弟為嗣的想法。契丹起兵的消息傳到了東都洛陽，麵對一個影響力很小、人力和物力很難與中原抗衡的對手，武則天不分曲直，興師動眾，大張旗鼓地進行討伐，還煞費苦心地把李盡忠的名字改成“李盡滅”，把孫萬榮改成“孫萬斬”。其目的就是要通過擴大事件的影響和朝廷對事件的重視程度，為武氏子弟創造一個建功立業的機會，以此來確立武氏子弟的功勳和威望，為立他們為嗣鋪平道路。
但讓武則天失望的是，武氏子弟在平叛中逃的逃、躲的躲、濫殺的濫殺，充分暴露了他們無才無能，根本不足以繼承大統。此間反叛的孫、李二人不但節節勝利，甚至打出了“何不歸我廬陵王”的旗號（按：廬陵王，就是武則天的兒子李顯，高宗駕崩以後，李顯本來已經繼承了皇位，但是沒多久就被自己的母親趕下了台，貶為廬陵王，流放在外）。所以，在來自各方麵都擁護李唐的壓力下，武則天也認識到人心所向的不是武氏，而是李唐宗室，如果再一意孤行，就會有喪失人心的危險。最終，在“營州之亂”平叛之後，武則天召回廬陵王李顯，這宣告了武則天立嗣態度已由支持武氏轉為支持李氏，為後來李氏大唐政權得以恢複奠定了基礎。
第三個副產品，比較“著名”。在武則天所派出的武氏子弟中，有一個叫武攸宜的王爺，當然也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了。我們要說的當然不是這位王爺，而是該王爺有一個不被重視的幕僚，他的建言上司完全不予理會，軍隊猛吃敗仗，為此這位幕僚鬱悶得不得了，就跑到附近景點散心，一時間詩興大發，就即興賦詩一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陳子昂《登幽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