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瑞
春秋末期，晉國周邊眾多的戎狄國家先後為晉國所滅，隻剩下白狄所建的鮮虞及其屬國仇猶。雖然仇猶依靠鮮虞這頂保護傘仍然幸存著，但當時已進入各諸侯強國由“爭霸”到“兼並”的時代，弱小諸侯紛紛被並入強國之中，處在這樣弱肉強食的形勢下，仇猶滅亡的命運便是注定了的。
關於仇猶的滅亡，《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淮南子》、《史記》以及《日知錄》中都有明確的記載。雖然詳略不同，視角各異，但都證實了如下史實：一、仇猶為晉的知伯所滅；二、仇猶國君由於貪鍾而中了知伯的計謀，因而在開道迎鍾中被知伯兵馬突襲而亡。表麵看來，仇猶的亡國是咎由自取，實際上卻反映出了那個詭譎變化時代的許多特質。
首先，仇猶的滅亡固然是大國、強國對小國、弱國的強權和欺淩，但也反映了春秋戰國交替時期，大國爭霸逐漸向爭城奪邑、兼地略土發展的過程以及由分裂向統一的曆史發展趨勢，反映了華夏民族同戎狄等少數民族走向融合的過程。在這樣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各國的較量必然是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較量，試想，地處大國邊緣的仇猶國君，為什麼那樣貪圖知伯的大鍾？不正說明仇猶還沒有製造大鍾的冶煉技術，經濟的發展遠遠落後於晉國嗎？又為什麼要“斬岸堙穀”，開辟道路去迎大鍾？不也說明仇猶境內沒有車馬道路，交通很不便利嗎？這樣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異民族國家，雖然躋身於諸侯林立的列國中，卻也有學習和接受中原文化和技術的迫切願望，這一點可以從仇猶國君積極“迎鍾”的表現中看出來，但它畢竟是一個依附於別國的弱小國家和民族，當麵對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具有強大軍事力量晉國的進攻時，是沒有能力抵抗的，因此，它的滅亡是曆史的必然。仇猶由此而融入先進的華夏文化之中，也是時代進步的標誌。
其次，仇猶的滅亡，還反映出那個時期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的發展變化，也充分展現了春秋末期戰爭的形態與特色。仇猶滅亡時的春秋晚期，隨著一些著名軍事家的出現和他們的軍事思想的形成，戰爭中“兵不厭詐”，運用“詭道”來克敵製勝，已成為兵家的共識；“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更成了軍事家的信條。知伯在對仇猶以及其他諸侯國的戰爭中，就是采用“因勢而變”的戰術，製造假象麻痹對方，然後乘其不備突然襲擊，屢屢置敵於死地。公元前458年，知伯欲襲衛國，佯使其太子投奔衛國，作為內應，以便裏外夾攻。結果被衛國大臣南子識破其謀，以兵阻知伯太子於衛國邊界。知伯並不罷手，又以贈野馬、白璧的手段，取悅和麻痹衛君，衛君大悅，而群臣皆賀。獨有衛南子勸衛君說：“無功受嚐，不可不察。”衛君猛醒，便加強了邊境的守備。知伯伐衛之兵到了邊界，發覺已有戒備，便返回去了。這個故事同知伯以送鍾為誘惑而兵襲仇猶何其相似。不過仇猶君卻沒有衛國君主的清醒和明智，他不但沒有識破知伯的圖謀，還聽不進臣下的規勸，結果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麵對強大晉兵的突然而至，雖然進行了英勇抵抗，留下了許多浴血奮戰的動人故事和傳說，但最終還是失敗而亡國。
仇猶滅亡的時間，不像它的始建年代那樣無據可考。仇猶既然為知伯所滅，那麼我們可以從知伯在晉執政期間的活動記載中大致推斷出來。公元前475年，趙鞅死後，知瑤接替趙鞅在晉國主政長達二十多年。在此期間，他對諸侯國用兵共五次。公元前472年，知瑤攻齊，敗齊師，擒齊大夫顏庚；公元前468年，知瑤率師攻鄭，齊出師救鄭，晉師乃退；公元前464年，知瑤再次率師圍鄭，侵入南裏；公元前458年，知瑤襲衛，由於衛有戒備，至衛界而還；公元前457年，知瑤攻中山，取窮魚之丘。從此之後，從公元前455年起，知瑤聯合韓、魏圍晉陽三年，無暇他顧，直至公元前453年為趙、韓、魏所滅。以上所述的知瑤五次對外用兵中，有攻中山取窮魚之丘的記載，而無攻仇猶的記載。但仇猶處於晉國與中山之間，又是中山的屬國和屏障，也是進攻中山的一條捷徑。知伯在這次攻中山之役中先取仇猶，掃除**和障礙是完全有可能的。近來有的學者認為，“窮魚”同仇猶的發音相近，“窮魚”極有可能就是仇猶。如是，則仇猶滅亡的時間應當是公元前457年。仇猶從建國到滅亡，存在的時間不足半個世紀。
仇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走向滅亡，曆史教訓應該是十分深刻的。但在春秋之世，像仇猶這樣被大國侵占的中小國家達上百個，興亡交替的事例屢見不鮮，在一些政治家、軍事家眼裏，這些小國家的滅亡不值一提，更不必說去總結什麼經驗教訓了。倒是“諸子”中的一些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卻在自己的著作中屢屢提及引用，不但為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曆史資料，還為我們解讀出許多精彩的人生哲理和深刻的思想內涵。
較早記載仇猶滅亡故事的是諸子著作中《韓非子》的“說林”篇和《呂氏春秋》的“權勳”篇。《韓非子》的作者韓非和《呂氏春秋》的編纂者呂不韋，都是戰國末期人，距仇猶的亡國時間僅二百餘年，相隔並不久遠，所以他們的記載應該是可靠的。但他們並不單是要告訴人們仇猶滅亡的史實，因為他們不是史官，他們要表達的是一個偉大思想家的政治主張和對人性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