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夏天，李叔同在日本時，借範當世（伯子）的詩句“獨念海之大，願隨天與行”，書聯贈好友楊白民。此借詩詠誌之時，正當辛亥革命前夕，它道出了青年李叔同的高遠誌向、闊大胸襟——行將回國施展抱負的風發意氣。“願隨天與行”中作為審美意象的“天”，無適無莫，寥然自得。“以美儲善”的“天地境界”之“天”與審美主體之“願”的融合，不隻是泯滅一己，與自然萬物同一，它蘊含了一種闊大的、超然物外的人生態度，彰顯了一種高遠的精神誌趣。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儒家入世的人生理想和實踐追求，從古至今，有多少誌士仁人懷著類似的抱負、信念前行。然而，個人的抱負、個人的精神意誌，必須付之於具體的社會實踐，最後總還得落實在自我也生存其中的具體現實社會。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積貧積弱，內憂外患，民生凋敝。僅以1905年計，就足見實為一多事之秋：在東亞崛起的日本，為爭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於前一年與沒落的沙俄帝國爆發“日俄戰爭”，此時戰事正酣，中國的遼東半島地區及其海域卻成了兩個瓜分者爭鬥的主戰場；清王朝苟延殘喘，為蒙騙國人亦上演“變革”，派所謂“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日本正式成立，標誌著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日益壯大；在中國實施了千年以上的“科舉製”，在這一年被廢除……這一切，使人很自然地聯想到列夫·托爾斯泰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借書中的主要人物列文之口，所指出的社會動蕩不寧的事實：“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開始安排。”轉借這一話語比喻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也未嚐不可。當然，相形之下，其時的中國社會有著自身的社會矛盾，而且它們具有中國社會矛盾的特殊性、複雜性。人們說，曆史是螺旋式地向前發展，其總體趨向應該是上升的，總會給人帶來希望。但處於如此積貧積弱、內外交困的國度，如此腐朽的封建王朝，如此紛擾之世事，有識之士的種種抱負的實行、種種變革的具體實踐，所麵臨的是異常艱難的局麵，其結果是一次又一次挫折，更多的則是失望、懷疑、徘徊、彷徨……社會變遷的時代，存在諸多希望、選擇可能性的同時，也潛藏著諸多幻滅、失敗的可能。就社會中的個體而言，或許心誌有多高，失望就有多深。
在這一年的3月，李叔同的母親去世。這無疑是其人生中的又一個巨大的傷痛。辦完喪禮後，他於8月東渡日本留學。
李叔同作品文本中所透露出的諸多思緒，如沉靜的追思、幽深的苦思、無解答的疑思……這些由“思”而“詩”這一精神層麵的苦苦探尋，構成了其作品內涵的個性特征，以及對“深層自我”存在的意義、存在價值的不懈的求索。這種精神尋覓的艱難、獲得詩意升華的欣慰，印證了宗白華先生在論及文藝與象征關係時的評析：
一種無可奈何的情緒，無可表達的沉思，無可解答的疑問，令人愈體愈深，文藝的境界鄰近到宗教境界（欲解脫而不得解脫，情深思苦的境界）。
曹聚仁對先師的《落花》、《月》、《晚鍾》這三部“文藝的境界鄰近到宗教境界”的歌曲所蘊含的精神超越的三個遞進關係的境界，有非常好的解析。他認為，三首歌曲代表了李叔同心靈的三個境界。《落花》代表李叔同心靈的第一境界：中年後，對生命無常的感觸、精神上的苦悶，“藝術雖是心靈寄托的深穀，而他還覺得沒有著落似的”；《月》是其後靜悟到的第二境界，“他既作此超現實的想望，把心靈寄托於彼岸”；《晚鍾》是第三個境界，是由文藝的境界進入到宗教境界，“順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鍾》的境界”，完全升華至宗教境界，從而獲得精神的皈依。
詩之蘊涵的意象、意境，又何以“鄰近到宗教境界”？何至於達到“情深思苦的境地”？這是作家主體獨特的文化人格使然！
於此，有必要對“文化人格”的含義作簡略評介。
“人格”是“適合於個體心理過程與狀態的有組織的聚合體”。這是美國人類學家拉爾夫·林頓（Ralph Linton）給“人格”這一人之秉性歸納出的精煉定義。他進一步指出：“人格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綜合結構，在身體現象層麵上沒有什麼可以與它相提並論，而且，人格也無法被直接觀察到，我們隻能從人格所表現出來的外在行為中推出人格特質。再者，人格通過時間作為活動實體的延續，其存在的唯一基礎是個體外在行為的一致性。”拉爾夫的表述較清楚地指出了，人的外在社會行為呈現人的“人格特質”，這種個體社會行為的延續、個體外在行為的一致性是人格特質的唯一外在存在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