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花”，是李叔同青年時期的文藝作品中，時常浮現出的詩意符號，亦是其個人理想、抱負等精神追求的象征體現。“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血花”即類似於杜甫這種赤熱的愛國激情、強烈的救亡意識。李叔同青年時期的創作飽含激揚奮發的精神，這個時期創作的詩歌文本中，時時有“血花”意象成為詩歌表意的象征。它既是被時代危局激發出的青年人所特有的方剛血氣，亦蘊涵傳統士大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儒家文化人格理念。
1905年春，李叔同在上海為“滬學會”演出的《文野婚姻新戲》寫作劇本，並以《為滬學會撰〈文野婚姻新戲〉冊既竟，係之以詩》為題撰組詩。這一年秋天，李叔同到日本留學，此組詩發表於留日學生高天梅所編《醒獅》雜誌第二期，署名惜霜。1906年底，由李叔同、曾孝穀發起的戲劇團體“春柳社”在留日學生中成立。1907年2月，在東京演出《茶花女》後，重錄其中兩首，題為《茶花女遺事演後感賦》。四組詩均為七言絕句。
第一首：
床笫之私健者恥，為氣任俠有奇女。
鼠子膽裂國魂號，斷頭台上血花紫。
“任俠奇女”、“國魂號”、“斷頭台”、“血花紫”這些詩歌意象，聯係演出《茶花女遺事》而論，應該與這部作品的人物、故事、主題有關。但從詩歌的語義、意象解讀，其形象化的聯想又極易直逼近代民主革命家、有“鑒湖女俠”之譽的秋瑾女士。秋瑾，字璿卿，號競雄，又稱鑒湖女俠，浙江紹興人。工詩詞。1904年赴日本留學，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先後參加“共愛會”、“十人會”、“洪門天地會”，1905年初歸國，加入蔡元培、龔寶銓、章太炎等發起成立於上海，以“光複漢族，建立共和”為宗旨的“光複會”。7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會，被推為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秋瑾因反對日本頒布《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回國。1907年1月，在上海創辦《中國女報》，提倡女權、宣傳革命，後去紹興接辦大通學堂，聯絡會黨，組織光複軍，與徐錫麟分頭準備浙、皖兩省起義。起義失敗，於7月就義於紹興軒亭口。所以，從曆史時間計，此詩的寫成日期，當是秋瑾就義的前兩年，那麼，第一首詩中“為氣任俠有奇女……斷頭台上血花紫”句，其所指是否與秋瑾有某種聯係？但從此詩最初的寫作時間、發表時間及後來的重錄等來看，正是秋瑾革命活動最活躍的時期。由於缺乏考證，亦不能將此詩與具體的革命義士聯係起來。然而，這首詩壯懷激烈的豪情是曆史的真實反映則無疑。
第一首詩中“血花紫”之“血花”，是詩歌意象的核心——所謂“詩眼”！“血花”在李叔同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多有出現，最具鮮明的熱血意象，象征愛國救亡之熱血。
第二首：
東鄰有兒背佝僂，西鄰有女猶含羞。
蟪蛄寧識春與秋，金蓮鞋子玉搔頭。
這首絕句，恰與第一首詩構成強烈的對比反襯：猥瑣的病態形體，矯揉造作的閨閣做派，如傳統戲曲之表演程式。如此青年男女之形態、心態，暗寓著國民性的某些負麵的精神狀態、麵貌和氣質人格，均與時代大潮格格不入，既可悲亦可歎。“蟪蛄”，蟬之一種，指代貧窮落後的國民大眾。羸弱病態之國民，卻沉溺於某些傳統文化中帶有病態審美趣味的器物，如“金蓮鞋子”、“玉搔頭”……這類人豈能認識春秋之更替，怎麼可能具有認識社會進步潮流、世界發展之趨勢的眼界？這裏以“蟪姑”指稱遠遠落後於時代的某些國人，特別是國民性中可悲可歎的病態人格意識與世界進步潮流的巨大差距。
第三首：
河南河北間桃李，點點落紅已盈咫。
自由花開八千春，是真自由能不死。
筆者認為，四首七絕中，第三首詩之詩意的表意組合，最能體現自由生命之花的風采——其疾書奮筆，意氣風發，高揚為自由而犧牲的不懈奮鬥精神。風雨飄搖之清王朝在中原大地倒行逆施，意圖拔去或鏟鋤春之催生的“桃李”——“自由花”。“點點落紅”，即紛然飄落的“血花”意象，是李叔同在多首詩中用到的詩歌意象，具有非常強烈的詩歌聯想意境和“造象”的創生功能，自然使人聯想到封建專製王朝對民主革命活動的殘酷鎮壓，也閃現出不屈不撓之抗爭精神！“點點落紅已盈咫”之隱喻，其所指更貼近已經在中國各地風起雲湧的反清民主革命浪潮——那不可遏製的曆史大潮！“血花”，是澎湃愛國熱血的形象化比擬和綻放，它灑遍了廣袤的華夏大地！
“自由花開八千春”，喻催生“自由花”綻放的源泉永不枯歇，永無止境；“是真自由能不死”，道出一種人類社會普適意義價值的真諦——自由理念永恒不滅，直抒胸臆地表述了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