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時期，“廢科舉、辦新學”一時成為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種新風尚，此乃“文化轉型”於學校教育的體現。當時興辦的“新學”，通稱“學堂”。學堂開設“樂歌”課程，教授、傳唱“學堂樂歌”。其時的許多學堂樂歌，都具有新的時代文化內涵。學堂樂歌多數是填詞歌曲。最初多是出國的留學生用日本和歐美的曲調填詞的歌曲，後來有用民間曲調填詞的，也有少數新創作的歌曲，李叔同創作的《春遊》即是。學堂樂歌的內容多與時事貼近，如“富國強兵”、“抵禦外侮”，或宣傳破除迷信、婦女解放，或傳授科學文化知識等，宣傳愛國、民主和提倡科學文化等新思想。隨著學堂樂歌的發展，西洋的歌曲、演唱形式以及鋼琴、風琴、小提琴等樂器、新的記譜法——五線譜和簡譜、西洋音樂的基本樂理等，陸續由學堂的音樂傳授而逐漸播及社會，成為我國近代民主主義音樂文化的重要開端，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一、王國維的音樂審美教育觀
這一時期，王國維在《論小學校唱歌之材料》中提出了如下見解：
但就小學校所以設此科之本意言之，則（一）調和其感情，（二）陶冶其意誌，（三）練習其聰明官及發聲器是也。一與三為唱歌科自己之事業，而二則為修身科與唱歌科公共之事業。故唱歌之目的，自以前者為重，即就後者而言之，則唱歌科之補助修身科，亦在形式而不在內容（歌詞）；雖有聲無詞之音樂，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固不必用修身科之材料為唱歌科材料也。故選擇歌詞之標準，寧從前者而不從後者。若徒以幹燥拙劣之辭述道德上之教訓，恐第二目的未達而已失其第一之目的矣。欲達第一目的，則於聲音之美外自當以歌詞之美。而就歌詞之美言之，則今日作者之自製曲其不如古人之名作，審矣。或謂古人之名作不必合於小學教育之目的與程度，然古詩中之詠自然之美及古跡者，亦正不乏，此等材料以有具體的性質，而可以呈於兒童之直觀故。故較之道德上抽象之教訓反為易解，且可與曆史、地理及理科中之材料相聯絡。而其對修身之聯絡則寧與體操科等，蓋一在養其感情，一在強其意誌。其關係乃普遍關係，而不關於材質之意義也。循此標準，則唱歌科庶不致為修身科之奴隸，而得保其獨立之位置歟·
王國維對小學校設置唱歌課的審美教育意義，有比較透徹的認識。
首先，他指出音樂審美教育具有兩個方麵的價值功能。其一，“調和其感情”。歌唱藝術通過培育歌唱者的樂感、藝術修養，陶冶其性情，“練習其聰明官及發聲器”。接受歌唱藝術教育，有利於受教育者智力的拓展、提升，而聲樂藝術又訓練開發了歌唱者生理發聲器官的藝術潛能。這是歌唱藝術本體的審美價值功能。其二，“修身科與唱歌科公共之事業”的價值。他指出了歌唱藝術審美價值功能對德育教育具有的意義，以及唱歌課程美育價值功能所具有的普遍社會意義。
再則，王國維論及了唱歌藝術教育的目的。他認為應該以歌唱藝術本體的審美價值為根本！學校歌唱課程的美育教育對修身品德課程有很好的輔助作用，主要表現在歌唱藝術的旋律、演唱的藝術表現形式等，即它的藝術審美形式，而不是歌詞內容。可以看出，王國維非常重視音樂藝術的形式本體內涵——“有意味的形式”。他認為，有旋律而無文辭的音樂，自有陶冶人們品性並促使其心靈趨於高尚靜穆的精神提升。因此，沒有必要用品行道德修身課程的教材內容作為唱歌課程教材內容，從而體現尊重音樂藝術自身的內在審美規律。
關於歌曲的歌詞與歌曲的旋律應該得體或適配及其相關的審美標準，王國維也有比較精辟的闡述。他指出，如果僅以枯燥拙劣的歌詞表述思想內容，則不僅含道德思想內容的社會教育意義不能達到，藝術審美教育旨趣亦會喪失殆盡！他強調應該以音樂藝術的內在本體為審美旨歸，不能以“德”傷“美”，反對簡單的道德說教。
因此，他強調，歌唱課藝術審美教育功能的發揮，除了有優美的音樂旋律外，其歌詞本身也必須蘊涵語言藝術的審美特質。王國維在那時就提出了歌詞的語言美與歌曲旋律的適配，在當時實為一具有真知灼見的文藝審美教育觀，是非常有意義的。歌詞怎樣才稟有語言藝術的審美特質？怎樣才能與歌曲旋律相適配？“而就歌詞之美言之，則今日作者之自製曲其不如古人之名作。”他先提出了其時的作者創作歌曲的歌詞確實不如古代詩詞的經典名篇，這一“今不如昔”的見解，繼而又提出了“古為今用”之意見。他說，雖然古代詩詞的許多經典作品不一定適合小學音樂美育教育的目的以及小學生的理解程度，但古典詩詞中吟詠大自然美景和曆史人文遺跡的名篇卻非常適合作為唱歌課歌曲的歌詞，這類經典作品有具體可感的審美特質，也契合兒童審美欣賞特點，適於作為兒童美育教育的教材。
王國維認為，與修身課的抽象道德教義比較，唱歌課與曆史、地理等課程的教材內容相結合，更適於兒童的接受理解；而歌唱課與修身課的聯係則如同體操課與修身課的聯係，作為其輔助，在於陶冶情感、於審美中增強意誌力。他指出，歌唱課這種“寓教於樂”的審美功能所具有的效力有著普遍的意義，其意義是建立在音樂藝術審美本體的基礎上，強調了藝術審美本體的價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