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養”是一種社會道德價值標準，它貫穿於社會的人文精神及教育製度中，它也是反映或體現出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標誌。廣義而言，“人文教養”是指人的文化和品德修養，以社會個體的人文秉性構成而言，更多的是個人修行的養成；而所謂“人文教育”，其所指則更側重於社會的製度性培養、教育過程。
李叔同之所以具有一種文化人格魅力，有多種原因，其主要緣由，還是他所秉持的深厚的傳統人文教養以及在身處文化斷裂時代，對這一傳統人文教養的守望。“守望”，意味著在急速的社會變遷、轉型過渡時期，於“家國困窮，百無聊賴，速了此殘喘，亦大佳事”的無前途、無希望的迷茫中，於險惡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士”成為“道”的承擔者、守持者、傳承者。從孔子始，中國的“士”及以後的知識人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地守望著傳統人文教養之“道”的。
李叔同留下的文本中充滿詩意且富有靈性的內在體悟，貫穿了“穿越時代精神迷失、彷徨的獨立意識”和“穿越‘存在’處境限製的‘此在’選擇”，是個體的必然覺悟及選擇。精神探尋的“澈悟”是其核心。獨具個性意義的文化人格，蘊涵著民族精神文化的另類經典價值，體現了一種“既熟悉亦陌生”的已漸漸遠去的人文教養，似乎已是“不可還原的精神價值”。
優秀教師的教學藝術必融彙著自身的知識修養、人格稟賦和情感經驗。朱光潛先生曾在文章中有這樣的描述：“當時一般朋友中有一個不常現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響的——弘一法師。他是子愷的先生。在許多地方，子愷得益於這位老師的都很大。他的音樂圖畫文學書法的趣味，他的品格風采，都頗近於弘一。”學生既承師之學識亦秉師之風範，能有如此深厚的影響，說明李叔同“言教之餘蓋以身教”的藝術教育的巨大成功，特別是他在審美教育中一以貫之的“以德感人”、“以德為表率”的文化人格魄力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他在藝術審美教育中的嘉言懿行，體現了一種道德價值標準。李叔同的影響，也體現在當時的杭州浙江一師及以後的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體現在那樣一種特定的人文教育氛圍中。經亨頤、夏丏尊、朱自清、豐子愷、朱光潛、匡互生、劉大白、王任叔、劉薰宇等名師碩彥，形成了一個“人文教養群體”。這批飽學碩儒倡導先進開放的教育思想，提倡治學民主、學術自由，特別注重文化素質和文化品格等人文教育。教師們在課堂上或課餘時間，常向學生們講授關於人生、社會、民主等話題，進行開心智、啟覺悟、求真理……如此春風化雨般的教育，從而享有“北南開，南春暉”的美譽。在今天來看，它是一種令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文教養。它所蘊涵的深厚、優秀的傳統倫理教育使我們有久違的陌生感，而它所具有的現代教育科學精神的腳踏實地在今天已不多見。
一、“禮”“樂”精神貫注的人文教養
“人無文化教養必物化！”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文化中，既有優秀的精華，亦有糟粕。傳統文化中，有關人文教養的文化特質，集中體現了儒家思想，即以“仁”為中心的道德體係；以“禮”為中心的教化體係；以“樂”為中心的陶冶、感召形式……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意即：做人沒有仁愛之心，禮儀對他有什麼用呢？做人沒有仁愛之心，音樂對他有什麼用呢？所以，傳統人文教養雖然有諸多內涵，但它主要是一種以禮、樂精神為核心的樂感文化。以“禮”、“樂”作為人文教養的具體內涵、核心，通過“禮”、“樂”的教育，培育一種高尚的人格，秉承了如此高尚文化人格的人，也是追求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的人。這一經幾千年傳承下來的古代文化傳統，非常鮮明地凸顯出以人為主旨，以倫理為本位，以儒家學說為主線，充滿著濃厚的東方人文主義精神。
禮，即周禮。李澤厚說：“一般公認，它是在周初確定的一整套的典章、製度、規矩、儀節。它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原始巫術禮儀基礎上的晚期氏族統治體係的規範化和係統化。作為早期宗法製的殷周體製，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緣的層層衣裝之中，它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直接從原始文化延續而來。‘周禮’就具有這種特征。一方麵，它有上下等級、尊卑長幼等明確而嚴格的秩序規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禮儀已變為少數貴族所壟斷；另一方麵，由於經濟延續著氏族共同體的基本社會結構，從而這套‘禮儀’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
禮，作為社會行為的基本製度規範，有合理、積極的基本成分。儒家在政治教化上主張先養而後教。“禮禁於未然之前”，依然是消極的。而“樂”順民眾的感情將萌未萌之際，加以合理的鼓舞，在鼓舞中使其棄惡而向善，則是沒有形跡的教化。
樂，從古代人文教養看，是以音樂為中心的教育；在中國古代，是指器樂歌舞合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在孔子之前的中國古代美學理論中，“樂”，在人文教養的功用上，已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體現在“樂”與“和”的關係及“樂”與“德”的關係這兩個方麵。
“樂者，天地之和也”，即“樂”之“和”是宇宙之“和”的表現。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學說認為，整個宇宙是由陰陽的對立統一所組成的一個和諧的整體，而“樂”之“和”不過是宇宙之“和”的表現而已。由生理感官上的“和”進而到心、到精神之“和”，甚至整個自然和社會的“和”——中國古代美學追求的最高的“和”，最高的美。“樂”與“德”的關係，指“樂”對於社會的倫理道德所起的作用，是美與善的關係在“樂”這一綜合藝術上的表現。“樂以安德”，正是“樂”在精神上的陶冶作用於政治倫理的規範性。“樂”是“德”的表現，即“美善同一”，感官享受與神聖嚴肅的社會意義有了緊密聯係。
“禮外也”，“樂內也”。禮，側重於社會的外在規範；樂，直接訴諸人的內在心、情，從而與“禮”相輔相成。“禮樂並重，並把樂安放在禮的上位，認定樂才是一個人格完成的境界，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所以他說出了‘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的話。”孔子進一步將詩、樂、禮三者並立，作為人文教養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即君子修身從學詩始，最後的完成還在於樂。樂，是高尚人格完成的境界。“禮之用，和為貴”，中華民族的禮樂精神始終貫穿在民族的曆史長河中，成為可貴的民族人文精神傳統，亦成為我們當代人文精神重建的精神資源。一個有著悠久文明曆史和璀璨文化傳統的民族，它的“人文教養”亦應代代相遞形成傳統，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博雅家風”。
中國的樂感文化，以天、地、師、君、親等為基本的社會關係維係。傳統禮教有一整套行為準則作為規範，應批判地繼承。
身處文化斷裂時代，李叔同作為從中國封建傳統禮教文化的浸潤中遊離出來的“士”，一方麵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時，獲得了解除封建科舉進身樊籬秩序的解放；另一方麵，封建製度文化體係的解體，傳統舊文化的瓦解、轉型和斷裂，造成了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均處於分崩離析的散失境地。變革動蕩的時期，延續了幾千年的詩、書、禮、樂等文化傳統，隨著“士”的製度性生存的瓦解而隨“士”的流散，也流布於社會。像李叔同這樣的“士”，自幼受禮樂教育的熏習，熟讀經傳典冊，置身於紛擾的時代，傳統人文教養的傳承就這樣曆史地賦予了如此的社會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