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是一種藝術，
能發現那些不能看見的事物。
這是十八世紀中葉，一個叫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的不得意的英國神職人員說的話。做人，要有遠見，做作家，尤其需要遠見。東坡先生曰：“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倘無遠見，便是近視，很可能有畫地為牢的危險。這個斯威夫特寫一部如今大家都知曉的《格列佛遊記》，一經問世，立刻蜚聲朝野，被譽為英國最傑出的諷刺作家和古往今來屈指可數的諷刺大師之一。
在人類文明史中，常常發現各個不同時期，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係統中的不約而同的文學現象，遂產生所謂比較文學的研究，成為一門學科。兩個地區，哪怕隔著大洋，一個在地球的這麵，一個在地球的那麵，即使在毫無溝通的古代社會裏，也會在各自的文學傳統中，找到令人驚奇的彼此呼應之處。
而在稍後一些時期的東方，中國有位叫李汝珍（1763-1830）的窮酸文人，在書齋中忽發奇想，寫出一部《鏡花緣》，稱之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富於幻想力的小說，不算過分。《格列佛遊記》裏的大人國，小人國，與《鏡花緣》裏的君子國，女兒國，兩個人的構思，竟是如此吻合，真叫人拍案叫絕。而且這兩個絕對隔膜的作家，所寫出同屬海外奇談的作品，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在東西方產生強烈影響。說明隨著時代的進展，視野的擴大，人類已經不再滿足眼皮子底下的那塊巴掌大的土地，觸角開始向海外延伸。於是，文學家想象的翅膀，便早於一般人之前展開了。
那時候，世居北京郊區大興縣的李汝珍，斷沒有辦法能和那位住在都柏林的斯威夫特取得聯係，從他那兒得到借鑒或者啟示什麼的。而且那時的中國文人，不像時下某些十分沒出息的中國作家，一見洋人，馬上立正，不敢稍息，臉上五官挪位，兩肩脅起諂笑，伸長舌頭，拚命巴結，對外國人放的每一個屁，都如聆綸音地引為聖旨；然後轉過臉來，像上海租界裏的紅頭阿三一樣，便用來嚇唬中國老百姓。李先生一沒本錢雇幾個評論家給自己鼓吹，二沒資本組織一幫加裏森敢死隊，為自己衝鋒陷陣，蕩平天下。所以，斯威夫特也就無法知悉中國的北京郊區，有他一位同道。不可能向他發邀請函，請這位窮儒生到英倫三島一逛，嚐一嚐煙火腿，喝一喝下午茶。然而，他們的遠見，在文學領域中的探索，卻於無意中碰撞到了一個題目上。
但是，細細品玩，《格列佛遊記》是毫無疑義的世界級作品，而《鏡花緣》即使在中國古典文學寶庫中，也不可能與《紅樓夢》等四大名著並肩比美，但是，那些不朽著作中被人視作瑕疵而詬病的地方，李汝珍也是在所難免的。最令人好奇的，就是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排行榜做法，他就不能例外。我們知道，《封神榜》有那麼一份不憚其煩的大家都成了正果的名單，《水滸傳》裏的一百單八將，也天罡三十六，地煞七十二地排列出來，而且刻在石碣上，從地下挖出來，成了一種天意的安排。《紅樓夢》要好一些，可金陵十二釵，什麼正冊，副冊，又副冊，也多少是逃不了這種窠臼的意思。
所以，李汝珍執拗地在《鏡花緣》的最後，偏要湊足一百位女性的做法，說明他不能免俗，虧他想得出那麼多的芳名。綜觀點將台上的百花仙子，不過隻是存錄下來的一百個名字而已。說一句對前人不恭的話，他的才力，他的智慧，遠遜曹雪芹，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隻能說是一個二三流的作家，因此，《鏡花緣》不敵《格列佛遊記》，產生不出世界的影響，也就事屬正常了。
但把話說回來：李汝珍還是一位了不起的文人，第一，他具有高深的文化修養，絕非時下那些牆上蘆葦、山間竹筍，賣狗皮膏藥和大力丸者可比，魯迅稱他“於學無所不窺”，我想我們當代作家能當此評價者，幾乎是鳳毛麟角。他所洞悉的那些學問，有的已經失傳，連他同時代人都未必了了，何況我們這些淺薄的後輩。第二，更令人讚歎的，是他能在那樣一個閉塞禁錮，禮教束縛，文網羅織，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封建社會裏，居然臆造出君子國，女兒國等等充滿無比想像力的、對冬烘先生，道學之徒來說，純係無稽之談的神話故事，實在稱得上是一種具有啟蒙意義的行為。值得欽佩的倒不是他善於幻想的能力，而是他的勇敢精神。對由盛世而走向衰落的滿清統治者來說，虛弱到已經禁受不住任何離經叛道的思想，浮想聯翩的文字，恨不能將老百姓束縛得像僵蠶一樣，除了官方規定的一種聲音外，悉為異類，不但非禮勿聽，還要非禮勿想。李汝珍能跨出這一步，天外有天，世外有世，竟然還有皇帝力量達不到的所在，這種鼓吹開放，走向世界的精神，在閉關鎖國時代，著實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