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2．批統領強中等營唐鎮義訓稟查辦倡首鬧餉一案同治四年八月
兩稟均悉。該鎮接到查辦劄後，即將為首鬧餉之楊富生、馮其隆二人正法梟示，所辦極為明決，可嘉之至！
強中前營營官王品高，暗中指使，情最可惡，何以準其乞假？唐義謨昏憒一至於此！候即密谘湖南撫部院，飭令湘鄉縣本籍速拿王品高，解營究辦。王品高向居何都何地，與何人最熟，仰該鎮訂封密呈湖南撫部院，以憑核辦。其餘各營官，如強左、強中兩營，勒逼張道，情節尤重，斷不準巧為開脫，本部堂查辦劄內已指名提究。如該鎮查出各營中尚有罪浮於強左、強中兩營官者，仰即一並押解來營，聽候分別審辦。
至同鬧之勇丁，斷不能僅斬二人，希圖了事。該鎮既稱鬧餉之時羅元彪並未在場，則當時在場同鬧之人，自應黑白分明，曆曆可指。仰仍遵照前劄，每營查出二三人，解營審訊。如慮解徐州太遠，即解至安慶，本部堂派員至安慶迎提。
本部堂於該軍鬧餉之案，徹底查辦，寬嚴相濟。一麵拿究凶犯，所以嚴懲此次倡亂之弁勇也；一麵全清欠餉，所以寬待從前立功之弁勇也。若凶犯並未解到，而欲全清積欠，斷無如此辦法。該鎮接到此批，迅將貪庸之營官，刁健之勇丁，查明解營，不準以被脅從鬧、求免追究為辭。除王品高及楊、馮二勇外，尚須起解十二人，本部堂平心研訊，分別輕重，斷不全行誅戮。今日有人犯解到安慶，明日即劄飭山內糧台清理該軍積欠，悉數遣撤。其劄預存於何藩司處，以免耽閣。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準發餉，不特不清積欠，並不準支新餉分文。該軍餉項截至閏五月初二毆傷張道之日為止。此案雖半年不了，初二以後不給餉矣。本部堂遣撤各營，均發全餉，惟吳守廷華之新仁、依仁營僅發兩個月，何鎮紹彩之訓字營、歐陽勝美之義字營，僅發四成，以其因鬧事而撤也。該軍截至鬧餉之日為止，全清前此積欠，已較各軍為優矣。
［評點］
唐義訓也是湘鄉人，經曆、資格與朱品隆相當，此時擔任皖南鎮總兵，所部七營，長期駐防徽州。臨近的休寧縣、祁門縣的駐軍，是一年前調防到此的湖北部隊金國琛的9個營。據曾國藩七月初八日給朝廷的奏報，這兩支部隊分別欠餉30多萬兩，曾國藩每月隻能撥發六成。唐義訓去年冬請假離營，回鄉葬親，報請曾國藩批準，由其胞兄唐義謨代管全軍事務，今年正月，金國琛請假回常州老家，曾國藩也照樣批準。也就是說，駐紮皖南的16個營，8000多名士兵，都不在他們主官的管帶監控之下，而且是在拖欠巨額軍餉，每月隻發六成的情況下，而且是在霆軍三月嘩餉於金口、四月嘩亂於上杭之後的一兩個月間，此時，為何沒有及時命令唐義訓、金國琛趕緊回營？尤其是唐義訓，曾國藩當時批假之時，就明知唐義謨絕非統領之才，交代唐義訓盡快返回銷假，這期間各地嘩餉，曾國藩怎麼不及時召回唐義訓？
果然，五月二十一日，休寧金軍瑞左營首先鬧餉發難，其餘各營也聞風而動，二十七日，徽州唐軍各營也群起響應。據曾國藩上奏說，是“槍炮鼓角，喧鬧十三日之久”，因為“唐義訓、金國琛俱未回營，皖南道張鳳翥馳往徽州府城，委曲曉諭，而各勇丁毫無忌憚，肆意侮辱，並有毆傷重情，逼寫期票，應允發給八個月滿餉，始得稍斂凶鋒”。對此，身為督辦江南軍務的湘軍主帥，曾國藩應該負有很大的責任，因此，一麵請旨將唐義謨革職，將唐義訓、金國琛交部議處，一麵也隻能主動承認，“此次徽、休兩軍索餉嘩噪，臣有督辦之責，未能事先豫籌，尤深愧歉，應請旨將臣交部議處”。
理清了皖南嘩餉的緣由，我們再來看他的處置措施。
首先是發布查辦劄和曉諭告示，原件現在沒有看到，根據他的奏稿和書信，可知查辦劄的內容是嚴令金國琛、唐義訓歸隊，查辦嘩餉事件的經過，追究發餉不公的營官，懲處煽動鬧事的主謀，並且規定，每營都要解押兩三名主要鬧事者，聽候審訊；而告示則是曉諭全體士兵，目前經費緊張，暫時拖欠四成，等到離營之時，一起補發，不少分毫，現在一方麵籌集巨款，一方麵追查克扣軍餉的營官和為首鬧事的勇丁。其次就是審查唐義訓、金國琛對事件的調查彙報，做出相應批示。下麵，我們就來看他對唐義訓來稟的批複。
從曾國藩的批示看來，唐義訓接到嚴辦指令後，接連給曾國藩上報了兩次稟文，一是彙報“將為首鬧餉之楊富生、馮其隆二人正法梟示”，二是彙報營官王品高已經請假回湘，不在部隊，對其他人也是求情開脫，“希圖了事”。曾國藩當然不答應，而且嚴厲質問，事件如此惡劣，豈能拿兩個勇丁蒙混過關？你既然說“鬧餉之時羅元彪並未在場，則當時在場同鬧之人，自應黑白分明，曆曆可指”，王品高身為營官，竟敢“暗中指使”，實屬“情最可惡”，唐義謨“何以準其乞假”逃脫，何以昏聵到了這等地步？為此，本部堂將秘密行文給湖南巡撫李瀚章，下令湘鄉知縣從速緝捕王品高，你則必須查明王品高的藏身之處，密呈湖南巡撫李大人，不可任其逍遙法外。此外，強左營、強中營勒逼張道台，情節尤為惡劣，本部堂查辦劄內已經指名提審查究，你絕不可以為他們巧詞開脫。不僅如此，如果其他各營還有罪行更加嚴重的，你也要一並緝拿到案，解押到本部堂的徐州大營，聽候審辦。即便是徐州太遠，你也要把他們押送到安慶省城，本部堂也要派專人到安慶來要人犯。
接下來，曾國藩還有一大段批示，申明對此次嘩餉事件的立場、方針和底線，立場是“徹底查辦，寬嚴相濟”，方針即先懲辦凶犯，再補發欠餉，底線則是“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準發餉，不特不清積欠，並不準支新餉分文”。查辦劄規定每營懲辦二三名首惡者，那麼徽州七營，“除王品高及楊、馮二勇外，尚須起解十二人”。軍法如山，本部堂該說的都說了，你趕緊照辦。
事情的結局，據曾國藩在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奏報，是唐義訓於七月十四日趕回徽州駐地，追查緝捕“首犯”兩名、“要犯”10名，“先後正法”，已革營官王品高，也已經湖南巡撫李瀚章緝捕正法。曾國藩也奏請注銷了對唐義訓的降級留任的處分，理由是“此次認真查辦，條理井然，毫無寬縱”，“使法律得以大伸，而軍士知所做懼”。而唐軍嘩餉之營，“全數遣撤”，並且“每人罰去口糧五個月”。
七個營，3000多人，那可是十幾萬兩銀子啊，攤算到“每人”身上，也不是一筆小數目了。唉，到了這個時候，每個嘩餉的士兵才知道，官老爺確實是惹不得的啊。再說為什麼是五個月口糧？因為閏五月嘩餉到十一月結案，正好五個月啊。曾大帥真是說到做到啊。
官兵嘩餉，傷不起啊！
0723．批統領義從等營金道國琛稟查明營中江湖結會情形同治四年七月
據稟不勝詫異。該道七月初一日稟複一件，此間於十三日接到。據稱“撤換營官，並清查侵挪克扣，再行查辦”等語，本部堂接閱時，因已發七月初二嚴辦之劄，是以未經批發，意謂該道接到嚴劄，必應徹底查明，遵劄解送犯人來營。乃接閱此稟，於本部堂劄內層層飭查之事一概不複，忽以查辦哥老會為名，敷衍滿紙，僅稱擒斬龍家壽、孫起貴、汪正順、彭星益四人，而於各營官及解犯等事一字不提。無論張道所稟該軍貪劣之營官曆曆可數，即該道七月初一日稟內所稱劉秉珩、王福順、王玉藻、王俊南、趙仁和等，種種辦理荒謬，豈全不應解耶？
昨唐鎮稟複此案，僅斬勇目二人，而為營官作求免之詞，已屬不明事理，然過於寬縱則有之，尚不失之油滑。該道所稟，則以油滑文其寬縱。該道帶兵十餘年，於奏明提犯審訊之事視同兒戲，何糊塗一至於此！本部堂昨已嚴批唐鎮，除已斬二人外，至少再解送十二人來營審辦。合計唐鎮七營，每營查辦二人，該軍十營鬧餉，與唐軍同，而唐軍則多毆辱張道之罪，該軍查辦人數，姑從寬減，亦照唐軍之數，至少解送十二人來營。本部堂平心研訊，分別輕重，亦斷不概行誅戮。該道接到此批，迅即查明押解，不得以被脅從鬧、求免追究為詞。其中如瑞左營係首先鬧餉，代理營官王福順，本部堂查辦劄內已指名提究；又如該道前稟所稱劉秉珩分餉不公，王玉藻、王俊南軍心不洽，趙仁和信用其弟守備趙友交匿銀不發，以上營官五人，守備趙友交一人，均在必應提解之列，斷不準巧為開脫。此外，刁健最著之勇丁，再由該道密拿六人解送，以符十二人之數。如能多拿一二人，尤見認真查辦。現在行營駐紮徐州，離徽太遠，該道即派人解至安慶省城，本部堂已派員至安慶迎提矣。其有並無過犯而明白曉事者，仍遵前劄，酌派一人前來，以備質證。
本部堂查辦此案，寬嚴互用，一麵拿解凶犯，一麵清理欠餉。如凶犯並未解到，而欲全清積欠，斷無如此辦法。該道果能遵劄押解凶犯，今日有人犯解到安慶，明日即劄飭山內糧台清理該軍欠餉，悉數遣撤。其劄預存於安徽何藩司處，以免耽閣。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準發餉。不特不清積欠，並不準支新餉絲毫。該軍餉項，亦照唐軍截至五月初二日為止。此案雖半年不了，閏五月初二日以後，概不給餉矣。本部堂遣撤各營，均發全餉，惟吳守廷華之新仁、依仁營僅發兩個月，何鎮紹彩之訓字營、歐陽勝美之義字營四營，僅發四成，以其因鬧餉而撤也。該軍截至閏五月初二日為止，全清前此積欠，已較各軍為優。解犯則斷不可寬，雖激成巨變，不顧也。
［評點］
批示的第一句話，就是“據稟不勝詫異”，看來，金國琛真不是個省油的燈。
金國琛在七月初一日的稟報中，就已經表示要“撤換營官，並清查侵挪克扣，再行查辦”，第二天，曾國藩又下發了嚴厲查辦的專項指令，按理，金國琛應該更加從嚴追查，解送犯人來營。沒想到，金國琛的第二次報告，卻是“於本部堂劄內層層飭查之事一概不複，忽以查辦哥老會為名，敷衍滿紙，僅稱擒斬龍家壽、孫起貴、汪正順、彭星益四人，而於各營官及解犯等事一字不提”。對此，曾國藩嚴厲質問，即使不說張鳳翥對你軍各“貪劣之營官曆曆可數”，就是你自己在七月初一日稟內所檢舉的劉秉珩、王福順、王玉藻、王俊南、趙仁和等人，他們的“種種辦理荒謬”，難道也一個都不應該送審追究嗎？此前唐義訓也是為部下求情開脫，就已經屬於不明事理，但畢竟還隻是過於寬容放縱，終歸還是沒有像你這麼油滑。你金國琛帶兵十幾年，官至鞏秦階道道台，對於本部堂已經奏明皇上、“提犯審訊之事視同兒戲，何糊塗一至於此”！這官你還想不想做下去了？
訓斥之後，曾國藩再下發指令，唐軍七營，昨已批令每營解押兩名首惡，除去已經處死的兩人，還要再捆綁12人送審，你軍九營鬧餉，本應綁送18人，考慮到每營毆打張道台的情節，“姑從寬減，亦照唐軍之數，至少解送十二人來營”。為了預防金國琛李代桃僵，曾國藩特意對“首先鬧餉”的瑞左營營官王福順以及其他各營營官劉秉珩、王玉藻、王俊南、趙仁和等和守備趙友交一一點名，甚至強調“均在必應提解之列，斷不準巧為開脫”，此外，再緝拿首倡鬧事的六名勇丁，“以符十二人之數”，而且，“如能多拿一二人，尤見認真查辦”。怎麼樣？你金國琛不是個省油的燈，本部堂也絕不是好糊弄的主！
與對唐義訓的批示一樣，曾國藩在這件批示的末尾，也來了一大段的警示之詞，同樣申明對此次嘩餉事件的立場、方針和底線，即“徹底查辦，寬嚴相濟”，先懲辦凶犯，再補發欠餉，“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準發餉。不特不清積欠，並不準支新餉絲毫”，而且特別追加一句，六名貪腐營官，六名主謀勇丁，綁送大營，等候審判，“則斷不可寬，雖激成巨變，不顧也”。國法擺在這裏，軍法擺在這裏，有本事你們就鬧下去。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專門上奏一片，阻止奉旨趕赴甘肅赴任的金國琛離營到職，理由是“金國琛有統帶之責，未便令其置身事外”，甚至“若使要犯無獲，釀成他變，尚當將該員嚴行參辦”。朝廷也隨即照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