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我收到江蘇一位年輕人寄來的《“新農民工”對話錄》。所謂“新農民工”是指“從鄉村走出來的大學生，尤其是那些相對貧困的農村走出來的大學生”，並有這樣的自我心理分析：“我們身上時時顯現著一種強烈的‘身份強化意識’，總是有意無意地對貧困、落後、老土的農村孩子的文化身份進行強化（想擺脫卻擺脫不了），既包含著強烈的自尊，也夾雜著強烈的自卑，用這夾雜著自卑的自尊把自己包裹起來，拒絕任何同情、憐憫，甚至真誠的幫助，從這種自戕行為中尋找快感和心理平衡。它促使我們不斷奮進，同時又造成我們目光的狹隘，成為怯懦的退縮的借口和受傷後尋找慰藉的棲息地。”《對話錄》還談到自己的“雙重失語”：“在城市人眼裏，我們是‘鄉巴佬’‘土包子’，在鄉親眼裏我們又成為‘城市人’，無論在哪裏都無法得到一種歸宿與認同。”他們這樣描述自己在回家過程中的感受：開始“總帶些衣錦還鄉的榮耀感”，“麵對鄉村，我們這些‘新農民工’所流居的城市反而成為在同齡人麵前值得炫耀的資本”；但是，每次回來卻又“有一種心理創傷感、失落感，在傳統倫理的回歸欲望和心理張力之間搖擺。似乎有一個循環的圈子：走出鄉村——試圖融入城市尋求心理認同——逐漸遺忘鄉村——由於身份強化意識作用——加上城市的受挫——開始覺醒回歸的欲望——在鄉村失落受挫——回城療傷——試圖重新尋求認同”。《對話錄》最後說：“一旦走出來，我們就無法回頭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再回去了，我們不願意我們的後輩，我們的孩子，再像我們一樣艱難地走出來，甚至是更艱難地走出來。”
這封來信和《“新農民工”對話錄》，讓我思考了許多問題，當即寫了回信，並將它收入了我的《致青年朋友》（中國長安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一書中。最近，我又有機會讀到了打工者寫的關於回憶家鄉，表現鄉愁的詩歌散文作品。作者應該是比八年前給我寫信的農村出身的學生更加年輕的、名副其實的“新農民工”，但我從他們的創作裏，依然讀出了當年引發我思考的問題：關於鄉村文明的命運，關於流動於城鄉之間一代人的文化身份。於是，又想起了當年的通信，並作了一些新的補充，並以此奉獻給今天的新農民工朋友。
那位江蘇朋友當年給我的信中，一開始就說了一番話，談到對我的印象：“您比較可愛，感覺您生活很開心，充滿激情，還有一點，就是據說您的字比較難看。”於是，我的回信也這樣開頭——
××：
我的字依然難看，但我仍然用筆給你寫信了，因為我覺得親筆寫信，要更親切些。
讀了你們的對話，心裏很不好受，我一直在關注你們這樣的“新農民工”、“城市裏的鄉下人”。從你們的來信裏，我看到了殘酷的真實。你所說的在城鄉之間流浪的失根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身份強化意識”和“失語”，以及走不出“離去——歸來——離去”的生命循環，是一個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其實魯迅的《故鄉》寫的就是這樣的生命形式。最近我也在和一些年輕朋友討論“漂泊者”與“堅守者”兩種生命形態及其所存在的生命危機。
所謂漂泊者，就是離開家鄉，到遠方去發展；堅守者就是不離故土，在本地尋求發展。應該說，這兩種選擇，都是自有意義與價值的，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但不同的選擇也各有自己的困惑：漂泊者會因為靈魂的無可著落而陷入歸來與繼續流浪的兩難；堅守者也會因為不堪承受生活的艱難而麵臨逃離或繼續堅守的困頓。但如果他們自有家園，就會大大緩解各自的困惑。漂泊中會有鄉思，困守裏也自有依傍。他們都是有根的。你們現在所麵臨的危機，並不在於漂泊在城市，而是在你們的內心裏，逐漸將生養自己的鄉土遺忘。坦白地說，由於你們從小受到的教育的失誤（這裏暫不作討論），你們對自己的家鄉，土地上的文化與鄉親，本來就相當陌生；如果現在又產生了認識、情感、心理上的疏離感和逃離感，這就有了釜底抽薪的危險。而另一方麵，你們又事實上無法融入城市社會，這就陷入了兩頭不著地的尷尬，成了無根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