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六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這個消息帶給中國的震撼不亞於八年前的戊戌變法。二十三歲的宋教仁卻不相信清廷真有誠意，當年十月八日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寫下大段日記，議論此事，認定清廷不可能走上開明專製和立憲之路。在他眼中，清皇族連普通知識也不具備，有的甚至不通漢文，遊蕩淫亂，依靠他們，中國永世無刷新之一日。到一九一一年春天，他在《民立報》執筆，更是直接喊出了“憲政夢可醒矣”“希望立憲者其失望矣”。不是他反對立憲，而是不相信在清皇族治下會有真立憲。所以，他篤信中國必須經過一場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辛亥革命也可以說是他那一代年輕的留日學生推動的。魯迅的一句“上野的櫻花開了”，讓我們想起新興的鄰邦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出生的魯迅、蔡鍔、範旭東、張季鸞、胡政之、蔣介石、汪精衛、閻錫山們那時候都在日本，或習軍事、法政、經濟，或學醫學、化工，救國之誌則是一致的。在投身革命的一群中，更多的人思考的重心隻在推翻清朝的民族革命上，像宋教仁這樣留意政體問題，並有深入研究，旨不僅在破壞，更在於謀永固之建設的人並不多。所以，當革命的大潮一起來，清帝國之局崩解，他便脫穎而出，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今日看他當年政體之主張、政策之主張，條分縷析，清晰有序，與隻會拿炸彈、喊口號的誌士不一樣，難怪他在日記中藐視清皇族子弟，說他們不識外交如何下手，內政如何下手，實業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備如何下手，理財如何下手，“皆長安之輕薄兒而已”！
自一九〇四年亡命日本，他沒有放鬆自我建造，他的努力從他翻譯過的這些著述或可窺見一二，《英國製度要覽》《各國警察製度》《俄國製度要覽》《澳大利匈牙利製度要覽》《美國製度概要》《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財政製度》《日本憲法》《德國官製》《普魯士王國官製》等。這些知識的裝備，而今看來或許算不得什麼，但對於一個長期以來隻知子曰詩雲、《資治通鑒》和《三國》《水滸》的民族而言，他領略了嶄新的近代文明常識。一扇朝著人類公共生活的窗口向他打開了，他看見了完全不同於舊書、舊小說中的一個世界。他也曾想做一個小說家，《紅樓夢》激發他的這一心願，要寫一部小說，寫盡中國社會之現在狀態及將來之希望。最終他以自己的生命書寫了“將來之希望”。這希望就是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八日，他被暗殺前兩天在上海演講時指出的：“今者吾黨對於民國，欲排除原有之惡習慣，吸引文明之新空氣，求達真正共和之目的，仍非奮健全之精神一致進行不可。……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遷就之，亦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束縛之。吾人隻求製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出純粹的政黨內閣，此後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後問諸人。”這些思想就與我們熟悉的千年不變的“惡習慣”截然不同。
毫無疑問，宋教仁是超前的，也是孤獨的，他超越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不僅他追求的理想和他的生命一起被折斷，真正理解他的政見、能切實體會他對政體問題灼見的人，當時也並不多，即使在他所處的革命黨陣營內。百年之後，他依然是孤獨的。這種孤獨感他當年在日本就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九〇六年十月五日，一個萬籟俱寂的雨夜，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輾轉難眠。窗外雨聲時滴，他想到孤身一人在異國患病，萬感交集，“又思考吾一身究竟結果如何？吾一身結果與吾祖國時勢之關係如何？”他又想到自己孤身漂泊海外，所謂朋友雖甚多，而真正誌同道合的甚少，“自顧此身，仍是孤懷獨行，俯仰天地，恐終側身無所耳！”想到這裏，他一時淚下如雨，幾至失聲。他當然沒想到自己將來的結果，更不知道這一結果與時勢、國運的關係。但他對這種孤獨感已有深深的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