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應陳望道之邀，魯迅到上海江灣的複旦實驗中學講《老而不死論》，陳望道回憶，“我記得，當時魯迅先生的演講極有聲勢，他幽默而潑辣地指斥當時的黑暗勢力。每當講到得意處，他就仰天大笑，聽講的人也都跟著大笑”。[20]
一九三〇年二月，魯迅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講繪畫，快要結束時，他說“今天我帶來一幅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結晶，請大家欣賞欣賞”。——“說時一手伸進長袍，把一卷紙徐徐從衣襟上方伸出，打開看時，原來是一幅病態十足的月份牌，引得哄堂大笑。在笑聲中結束了他的講演。”[21]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演講與口才》雜誌上讀到過一篇題為《魯迅的演講觀》的文章。作者指出，魯迅雖無意做一個演說家，卻成了傑出的演說家。魯迅也沒有專門研究過講演的理論和技巧，但其講演卻每每切中要害，入木三分。而且他的講演從不拖泥帶水，浪費聽眾的時間，他曾說過“我有定例：至多十分鍾為限”，其實他的講演既有一分鍾的，如《讀書與革命》，也有五分鍾的，如在廈門平民學校的演講，一般的講演都是四十分鍾到一小時。至於做學術講演，則有一次講不完，而分成兩次、多次講的。
魯迅的講演中不僅時時迸閃出思想的火花，無論是講演本身還是回答聽眾的提問，還常常有一些令人難忘的雋語。比如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在“左聯”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茅盾在《我和魯迅的接觸》文中回憶，魯迅大約講了半小時，大意是關於國民黨禦用文人和報紙對“左聯”的攻擊等。有一句話，他一直記得很清楚，魯迅說：“我們有些人恐怕現在從左邊上來，將來要從右邊下去的。”[22]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魯迅在北平師範大學講演結束後，在休息室有青年表示，希望他留在北平教書，他回答：“我一到此間，即有人說我卷土重來，故我不得不卷土重去，以免搶飯碗之嫌。”有人問他住在上海的感覺，他則回答說：“上海太商品化，洋場氣。而且現在連住上海租界也不穩當了。統治階級的嗅覺是極靈的，但被統治階級也靈敏。所以有時無影無蹤，使敵人撲空。”[23]聽眾禁不住大笑。
當然，他講演中最具震撼力的還是那些精辟的概括，許多流傳後世、廣為人知的段落都出自他的講演中，隨便抄幾段即可見一斑——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另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娜拉走後怎樣》）
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藝之一瞥》）
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記談話》）
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一九三〇年三月九日在上海中華大學講演《革命文學》）
……
三
一九二四年七月，魯迅應國立西北大學的邀請，前往西安講《中國小說史》。當時曾聽過講演的謝邁千回憶：
魯迅先生上堂講演，總是穿著白小紡大衫，黑布褲，黑皮鞋，儀容非常嚴肅。講演之前，隻在黑板上寫個題目，其餘一概口講，說話非常簡要，有時也很幽默，偶爾一笑。[24]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魯迅在中山大學學生會歡迎會上講演，近十年後，清水寫下《我憶念到魯迅先生》時，依然清晰地記著——
他把腰微微地一屈，站了起來，隨著一陣震天價響的掌聲踱到講台前了。這時候，大家齊把精神集中，鴉雀無聲的聽他老的說話。他那幹癟黃瘦的臉龐，高起突出的顴骨，濃的眉，長的發（未修裝），短髭，布鞋，尖銳而又慈和的眼睛，我是看得非常之清楚。[25]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立達學園聽過魯迅講演的胡行之回憶：
一霎時，掌聲雷動，講壇上便挺立著一個老頭兒。他的模樣呢，黃黃的臉，唇上堆著一撮黑須，發是亂蓬蓬的，穿著一件頗肮髒的老布長衫，麵色黃黑，賽似一個鴉片鬼，又似一個土老兒，如果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怎會知道這是一個文壇健將呢？
他之不愛修飾，隨便的衣著，說話時常帶諷刺，使人發笑，使人感到沉痛，這完全如他的文章一樣。古人說“文如其人”，確是一些不錯的。[26]
同年十一月六日，魯迅在上海暨南大學文學係同級會講演，聽過講演的黃慕度回憶初見魯迅的印象：“他中等身材，兩道濃眉之下黑白分明的眼球炯炯有神，日本式的短髭簇聚在上唇，顯出別致的風采。他微笑著向大家不斷地點頭”。[27]
一九三〇年三月九日，魯迅在上海中華大學講演《革命文學》，曾聽過這次講演的李喬記得他：“穿灰布長衫，樸素得像一位老農民似的先生。沒有戴帽子，留著平頂，頭發一根根直立著，不由得會使人想起‘怒發衝冠’那句詞來。他的顴骨很高，兩眼炯炯有光，一看到那方形的臉龐，那兩道濃眉，那撇隸書的一字形的胡髭，不用介紹，這是我早已仰慕的偉大作家——魯迅先生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聽過魯迅演講的北大學生嚴薇青回憶，“我們看到魯迅先生穿著藏青色布棉袍；平頂頭，沒戴帽子；腳上穿著大家熟知的黑色帆布勞動鞋。”[28]
林曦的《魯迅在群眾中》回憶自己在北師大大操場上見到的魯迅：
蒼白的瘦麵孔，肌肉並不緊張，但卻含蓄著一般沉毅的魄力。濃黑的直立的長發，不整齊而倔強。平直的兩道濃眉，和隆直的鼻子，互相正確的垂直，這樣所構成的嚴肅和正直之感，被軟軟的上下眼泡所包起來的柔細的眼睛和向兩鬢退去的皺紋，用和善深沉的色彩給調和了。掩口的黑須，和血色不甚明顯的口唇，在說話時巧妙的配合著語句的幽默，話停時，卻追加上令人信服的堅定。
暗舊的茶綠色的棉袍，領扣雖是扣了，卻不大對得上。當說話時一隻手作著沉穩的手勢時，袖口顯得空洞，袍子的下擺落在膝蓋下不遠的腿上，衣服短，人更覺得低矮了。
李文保回憶魯迅那天休息時回答學生的提問，“每次答話不多，卻中肯有力。答問時，魯迅的態度有似和家人談家常，從容，安詳，毫不矜持，沒有一點知識分子架子。從他身形看，頭上刺天的短發，飽含著閃耀光芒的雙眼，挺硬齊平的胡須，隨著講話動作著。時已冬季，穿的卻是一件夾袍似的青色薄棉長袍，腳穿的卻隻是青年常穿的青色網球鞋。講話有時用手輕摸著桌上他的舊氈帽，給人以極為簡樸的印象。”[29]
多少年後，這些親聆過魯迅演講的青年都忘不了先生的麵容，從西安、廣州到上海，從上海到北平，時間跨度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前後近十年。他們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場合看到的魯迅也各有不同，有的說像“鴉片鬼”“土老兒”，有的說像“老農民”……但沒有人忘得了他那一根根直立的頭發、常常鎖著的眉頭、一撇隸書的“一”字形短髭，以及一煙在手、綿綿不絕的形象。二〇〇五年六月五日，因向清華大學請辭教職而名動一時的畫家陳丹青在魯迅紀念館說，他從照片上看到過郭沫若、茅盾、冰心等人的模樣，“各有各的性情與分量”，胡適、沈從文、梁實秋等人“也各有各的可圈可點之處，尤其胡適，真是相貌堂堂”——
這時我回頭看看魯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長得不一樣。這張臉非常不買賬，非常無所謂，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臉清苦、剛直、坦然，骨子裏卻透著風流與俏皮……
所以魯迅先生的模樣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學，配他的脾氣，配他的命運，配他的地位與聲名。……
魯迅的時代，中國的文藝差不多銜接著西方十八、十九世紀。人家西方十八、十九世紀文學史，法國人擺得出司湯達、巴爾紮克的好樣子，英國人擺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樣子，德國人擺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樣子，俄國人擺得出托爾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樣子，二十世紀的印度還有個泰戈爾，也是好樣子——現代中國呢，謝天謝地，總算五四運動鬧過後，留下魯迅先生這張臉擺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丟我們的臉——大家想想看，上麵提到的中國文學家，除了魯迅先生，哪一張臉擺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鬥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曆史性？[30]
誠然這當中包含了畫家獨特的情感因素和審美視角，是一種個人化的和藝術化的評判。當年曾兩次聽過魯迅講演的由茨看到的魯迅：“臉色很蒼白，除了兩撇濃黑的髭以外，在鬢邊也長出幾根粗硬的須，看去就是好幾個月不進理發店。穿著一襲黑布麵的山羊皮裘，一條狹窄的臘腸式灰尼西裝褲，和一雙膠底平等鞋。”[31]他覺得這個樣子的魯迅是一個可親的人，“莊嚴而不傲慢，和藹而不輕佻”。[32]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一判斷和隻看過魯迅照片的油畫家陳丹青不謀而合。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錄當年親睹過魯迅麵容的人們留下的文字，並與一位油畫家的文字相印證，無非是想讓這一幅活在無數人心中的肖像變得更具體、更清晰一些。
四
魯迅一生最重要的時期先後處於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之下，他對現實的不滿始終如一。他從不給當權的武人好臉色看，當然當權者也不喜歡他；更多的時候，他處於邊緣、民間，與達官貴人沒有往來；他演講時也從不看人顏色，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否則他寧願不講。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演講毫無忌諱，什麼都敢碰，他還是有分寸、有節製的，並不“冒險”。
魯迅的《而已集》中有一篇《略談香港》：“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他向來不主張“震駭一時的犧牲”，而主張“深沉的韌的戰鬥”，主張“打壕塹戰”，而不是許褚式的“赤膊上陣”。從北到南，在時代巨變的浪潮中，他之所以一再堅持“老生常談”，無非因為真的“民國”並未出現，隻有“軍國”、“黨國”，天下老鴉一般黑。他到廈門不久，就發現那裏的“社會和學校也和北京一樣腐敗”。他到廣州，又發現所謂“革命大本營”，那裏的人民“並無力量”，廣州“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他目睹了“三一八”，又耳聞了“四一二”，見證了廣州“四一五”的清黨殺戮，青年的人頭、熱血，讓他感到無比的沉重和痛苦。麵對這樣的時代黑暗，他說過“倘筆舌尚存，是總要使用的”。他也說過“一演說，就與當局者的意見一定相反”。無論如何，他決不幫閑，所以即使在殖民地香港他也要喊出“老調子已唱完”，變“無聲的中國”為“有聲的中國”的時代強音。
一九二四年七月，魯迅在西北大學講“中國小說史”，時為陝西省長的軍閥劉鎮華請他到西安講武堂給士兵演講，並托人示意，要他換一下題目，可他不願為軍閥捧場，隻肯講小說史，碰了釘子的劉鎮華幾乎要撕下“禮賢下士”的麵具，經人勸阻才罷。當地《新秦日報》則因透露了劉氏“怒形於色”的消息而被罰停刊幾天。對此，許廣平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日給單演義的信中這樣解釋：“魯迅對當時西安以及北方軍閥黑暗，是很小心對待的，故對軍士也隻講小說史，即可具見。”[33]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在廈門大學周會上講《少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兩天後，他寫信給許廣平：“這裏的校長是尊孔的，上星期日[四]他們請我到周會演說，我仍說我的‘少讀中國書’主義，並且說學生應該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為然，說陳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興學，而不悟和他的尊孔衝突。這裏就是如此胡裏胡塗。”
十一月二十七日，魯迅應邀在廈門集美學校講演，內容就與校長的觀點相悖。校長的意思是學生就應專門埋頭讀書，而他認為學生也要留心世事。他在演講一開頭即說：“我在廈門的時候，聽說葉校長的辦學很拘束，學生極不自由，殊不敢加以讚同。本不想來，林語堂先生卻慫恿我隨便說一些。剛才葉校長又請我吃麵。吃了人家的東西，好像要說人家的好話，但我不是那樣的人。對於葉校長辦學的方法之錯誤，以及青年身心的發展，和參加社會的活動必要等等，我仍舊是非說不可的。”
他在《華蓋集續編·海上通訊》文中說得更詳細：
校長實在沉鷙得很，殷勤勸我吃飯。我卻一麵吃，一麵愁。心裏想，先給我演說就好了，聽得討厭，就可以不請我吃飯；現在飯已下肚，倘使說話有背謬之處，適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後講演，我說的是照例的聰明人不能做事，因為他想來想去，終於什麼也做不成等類的話。那時校長坐在我背後，我看不見。直到前幾天，才聽說這位葉淵校長也說集美學校的鬧風潮，都是我不好，對青年人說話，那裏可以說人是不必想來想去的呢。當我說到這裏的時候，他還在後麵搖搖頭。
我的處世，自以為退讓得盡夠了，人家在辦報，我決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開會，我決不自己去演說。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須任憑我說一點我所要說的話，否則，我寧可一聲不響，算是死屍。但這裏卻必須我開口說話，而話又須合於校長之意。我不是別人，那知道別人的意思呢？“先意承誌”的妙法又未曾學過。其被搖頭，實活該也。
一九二七年二月，就連魯迅應香港青年會之邀前往演講，英國殖民當局也不大歡迎。他還在赴港船上，就有船員為他的安危擔憂，以為他去香港“說不定會遭謀害。”他在《略談香港》中說：“我去講演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幹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二月二十五日，他給章廷謙寫信說：“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說，被英國人禁止在報上揭載了。真是釘子之多，不勝枚舉。”[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