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深知語言的變化必將帶來其他方麵的深刻變化。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他在南京講“國語運動與國語教育”，對此有過完整的思考，白話乃是開通民智的利器，國語教育不單是把文言教科書翻成白話。他在一九二六年說：“我們已經意識到，如果中國要生存，必須拋棄某些東西。如果我們真的要教育，要普遍的一般教育，我們首先要有一種新的語言，應能被聽、說、讀、寫所能應用、理解的語言，是一種人民的活生生的語言。”他說，一種新文學和新價值觀的出現，對於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的興起有推動作用，認為中國采用白話也將有同樣的效果，“因為語言是最重要的思想和表達的載體，所以一個民族語言任何激烈的基本變化，都必將引起社會和精神生活其他方麵的巨大變化。”[17]
所以，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杭州煙霞洞養病時，當越南的潘是漢帶了四個同國人來訪，他就勸說他們提倡越南白話，造成國語文學，以為新國家的基礎。對於新語言將帶來的變化，他充滿信心。
胡適以白話文為切入口，實際上就是要引入、普及新思想、新價值、新方法、新生活，按我的理解，新語言並不是指他發明了白話文，而是他借助這種語言形式，推廣、傳播他的思想，使普通中國人都能通過讀書識字，獲得常識，具備判斷事物的基本理性，成為現代人，擁有現代的生活。表麵上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實質上就是以民間語言替代廟堂語言，以公民語言代替權力語言，以常識語言代替陳腐語言，以開放性語言代替封閉性語言。在這個意義上，稱他為中國發明了新語言，也未嚐不可。
他在《新青年》時代發表的文章，為白話文、新文學鼓與呼之外，大力倡導“易卜生主義”，論“貞操問題”，談喪禮改革，談“新思潮的意義”……這些新價值指向的是一種新生活。一九一九年八月他寫過一篇《新生活》，曾廣為小學中學教科書選用，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記裏說，這是他傳播最廣的文章。他在這篇短文中說，何謂“新生活”？“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凡是自己說得出‘為什麼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希望中國人都能做這種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實這種新生活並不十分難，隻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不那樣做，就可以漸漸的做到我們所說的新生活了。”[18]
簡單地說，新生活的核心就是獨立思考，就是理性的生活，而不是糊塗地活著。他自己的語言如同清水般澄澈，沒有任何雜質，明白、清晰地把普世價值、文明常識告訴他的同胞。
胡適在故鄉安徽績溪上莊，從小閱讀大量白話小說，“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話散文的訓練”，“把文字弄通順了”。[19]他十四歲到上海，《時報》曾滋養了他的少年時代，不僅是那新創的短評體裁，而且因為上麵刊登的新小說，他把那些小說都剪下來，貼成一本。一九二一年九月四日他在上海見到陳景韓，就是他當年崇拜的《時報》主筆，也曾寫過短篇小說，就勸陳做白話。因為在他印象裏，陳在十年前做的白話小說並不壞。
早在胡適在留學美國期內嚐試寫白話詩，探討白話代替文言之前，他對白話文就有了實踐。一九〇六年，他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時，即參與創辦了白話的《競業旬報》，還做了編輯，並動手做白話文，寫白話小說，不僅在語言上開始從舊文言的套中掙脫，許多新思想已在萌芽之中。他在《四十自述》中說：“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我了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白話文從此形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之後，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裏做一個開路的工人。”[20]他說，自己的文章長處和短處，在上海《競業旬報》時代就已充分表現出來，“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短處是淺顯。”當時他不到十五歲，從那時起，他就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所以我從來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淺顯。”[21]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記中寫道：“我的文章專注意在這一點長處：‘說話要人了解’，這是我的金科玉律。”[22]
一九一六年七月六日，他寫了一篇《白話文言之優劣比較》，稱自己和任鴻雋、楊杏佛等留美學生討論文學改良之法，他主張以白話作文作詩作戲曲小說。他說：“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聽得懂之故。”“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23]就是這一年的十月，他把這些思路整理了一下，寫信給正在辦《新青年》的陳獨秀，由此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白話文可以說是胡適的武器，也是“五四”一代新知識分子的武器，借助這種新語言，他們表達自己的新思想、新觀念，他的語言雖然淺顯而不粗陋，其特征是清晰、幹淨，這是一種常識語言、公民語言。與他的這種語言融為一體的是他“得寸進寸”的社會演進思路，可以說，倡導白話文就是他漸進地推動古老中國往前走的第一步，是他為自己的“得寸進寸”思路找到的第一個可行的支撐點。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胡適在《時事新報》發表《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一文中提出：
社會是種種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須要改造社會的種種勢力。這種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無論你的誌願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徹底，計劃如何偉大，你總不能籠統的改造，你總不能不做這種“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工夫。所以我說：社會的改造是這種製度那種製度的改造，是這種思想那種思想的改造，是這個家庭那個家庭的改造，是這個學堂那個學堂的改造。[24]
這是他首次直接引用“得寸進寸”的說法。此前，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寫的《新思潮的意義》文中說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文明不是攏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攏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製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製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25]
他的“得寸進寸”的社會演進思路此時已經成型。這個思路早在他留學美國時就已初現雛形：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正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的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26]
一九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在寫給美國H。S。維廉斯教授的信中說，自己不讚同一場革命，而寧願從基礎建設起，他一貫相信，通向開明而有效的政治，沒有捷徑可走。“不管怎樣，總以教育民眾為主。讓我們為下一代，打一個紮實之基礎。”雖然他知道這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過程，但也是一個十分必需的過程。[27]“得寸進寸”就是需要這樣的一種耐心。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寄給許怡蓀的信裏說自己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28]
他所說的教育並不局限於學校教育，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教育。所以，他選擇的下手處就是倡導白話文，試圖通過語言的革新，來建立新社會的基礎。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他在《努力周報》發表的《我的歧路》文中回憶，自己一九一七年回國，七月五日船到日本橫濱，得知了張勳複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漏，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複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29]
“五四”以來，胡適不斷使用“得寸進寸，得尺進尺”類似的說法。一九二二年六月他在為《努力周報》寫的“這一周”短評說：“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我們應該把平常對政治的大奢望暫時收起，隻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他為“中國科學社”寫社歌，最後幾句歌詞就是：
我們唱天行有常，我們唱致知窮理。
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30]
一九三四年，他寫《“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紀念告全國的青年》。其中說：“努力一分，就有一分的效果。努力百分，就有百分的效果。”[31]
他不相信根本的改造，不幻想畢其功於一役，一夜之間在地上建起天堂，不讚成那種尋求一攬子解決的主義，對各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主義總是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隻相信一點一滴的改造，在他看來，即使是世界史上的兩次大革命（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雖然震動百世、快意一時，最終還是要回過頭來麵對枝枝節節的問題。因此，他為自己選擇了一條“得寸進寸”的漸進之路。
一九一九年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就是因為他不讚同那種大而化之、一個主義在手就可以包醫百病的思路，希望腳踏實地，得寸進寸，一個一個地解決問題。他說：“‘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32]他喜歡易卜生的選擇，“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汙穢，隻開脈案，隻說病狀，卻不肯下藥。但他雖不肯下藥，卻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33]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他在北大同學新聞事業同誌會成立時講話，希望學生對於真的問題、活的問題有點貢獻，“寧可因討論活問題而被封禁，被監禁，被槍斃；不要拿馬克斯、克洛泡特金來替張作霖、曹錕、薛大可、葉公綽的報紙充篇幅！”
他選擇“得寸進寸”的社會演進思路，使他隻願意在學術教育和思想言論層麵上努力，他可以在北大做教授，做中國公學校長，做北大文學院院長、校長，但他對從政沒有興趣，無論是北洋政府時期的教育次長還是國民政府時期的教育部長、考試院長、行政院長，他都沒有興趣，革命更不是他的選擇。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二日，老朋友朱謙之在商務印書館見到他時，正好讀了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大喜，以為他的思想變了。歌詞中讚美辛亥革命時用炸彈炸袁世凱未遂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烈士，其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