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唐德剛因緣際會，踏進口述史的領域，按他自己的說法，一是錄音機的發明，二是一九四九年中國政局的劇變，大批民國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國。李宗仁、胡適、陳立夫、孔祥熙、顧維鈞……這些顯赫的名字吸引了哥倫比亞大學，而他恰好被選中來執行這個計劃，民國口述史的這一扇神秘之門就這樣被他輕輕推開。
顧維鈞是一位閱曆極為豐富的外交家，一個人就是一部中國近現代的外交史，加上顧氏本人保存了大量的檔案材料，《顧維鈞回憶錄》的價值、可讀性無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唐德剛最初曾參與這一口述史搶救計劃，並且是顧氏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當他離開當時哥大的口述曆史室之後，錄音稿最後由一位缺乏文學天賦的美國小姐整理，將他“從前寫得很生動、很精彩的一些情節刪掉了不少”，加上部頭太大，我們現在讀到的《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就沒有李宗仁回憶錄那樣可讀了。其實，即便最後整理的那位美國小姐文筆一流，也不可能達到唐德剛那樣的境界，因為她缺乏的是對曆史情境本身的體驗和感悟。唐德剛親身經曆了民國以來的動蕩亂世，自青年時代起滯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國懷鄉之感，曆史是他鄉愁的衝動，語言也是他鄉愁的衝動。即使他用英語來記錄曆史，他也能體會到祖國的興亡、曆史人物的悲歡與榮辱，體會到母語的獨一無二，他在不經意之間會將自己的人生體驗、生命感喟、故鄉情結化入其中。正是這些特殊的人生際遇和個人天賦，使他的口述史不同於常人，有著獨特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史學價值。
唐德剛先生是史學中人，也是文學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學功底，能詩善文，年輕時辦過文學期刊，出版過雜文集，對《紅樓夢》有深入的研究，還寫過一部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他明確指出，這部小說“也是口述曆史”，虛構的隻是人名、地名罷了，他要用這部小說為同時代那些曆盡苦難的小人物的噩夢留下一點見證。他一直在尋找小說和曆史之間的界限，他用英文寫過一部長達上千頁的《民國史》，之所以迄今沒有付印，是因為他覺得筆下都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將”，而千千萬萬浴血苦戰、輾轉呻吟的士兵小卒則隻字未提，這是我們所謂的“曆史”的黑洞，這個黑洞隻有靠“小說”去填補。他如此區分小說與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應該用‘曆史’來寫；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應該用‘小說筆調’來寫。”在他看來，小說寫的是“真實的社會、虛構的人物”，曆史寫的是“真實的社會、真實的人物”，兩者不過是“一個銅元的兩麵”。他的口述史和其他曆史作品，之所以有很強的可讀性，就是他以“小說筆調”來記錄“真實的社會、真實的人物”，使人讀起來一點也不枯燥。
當然，還有一點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個性，亦莊亦諧，亦雅亦俗，在文言與白話之間出入自如，他可以將許多流行的名句、俗語伸手拈來，活學活用。他的曆史作品因此沒有教科書式的正經和刻板，更不同於時下盛行的學院派文字，常常板著一副學術八股的麵孔，道貌岸然，言之無味。而且他打通了曆史與現實，時不時從曆史中探出頭來，插諢打科，淡笑戲謔，這是中國傳統說書風格的現代版本，讓人讀來常常開懷捧腹，大大拉近了曆史和芸芸眾生的距離。
唐德剛先生走了，曆史仍在“三峽”中。從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歸入曆史。
多年前，唐德剛曾用“以一人敵一國”來評價台灣《傳記文學》創始人劉紹唐。以長遠的時間尺度來衡量，幾乎每一個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擁有“以一人敵一國”的力量，中國的司馬遷、陳壽、司馬光這些人，古希臘希羅多德、修昔底德這些人，乃至英國的湯因比、德國的斯賓格勒，以及寫下《第三帝國的興亡》的威廉·夏伊勒……憑借他們的傳世之作，無不做到了這一點。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著作一同活在時光之流中，不可磨滅。生於二十世紀、歿於二十一世紀的唐德剛，因著他在口述史方麵的卓越建樹，因著他膾炙人口的曆史作品，更因著融彙了他生命情懷的“三峽”史觀，注定也要進入這個“以一人敵一國”的精神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