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六月大學畢業後，到一九四五年十月離滬駛往台北去當一名小公務員，那三年多的時間裏我隻參與過兩個像樣的文藝集會：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裏見到了錢鍾書、楊絳夫婦和其他上海的文藝名流；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滬江英文係低班同學家裏見到了張愛玲和不少滬江、聖約翰大學的學生，他們都是仰慕張愛玲而來的。此外我並未參加過一個文藝集會，說出來不會有人相信，但實情確是如此。
畢業後我讀書更為專心，隻同老同學來往，常見麵的四位——陸文淵、吳新民和張心滄、丁念莊這對伉儷——至今尚健在，我想另寫一文回憶他們。另兩位英文係同班同學——王楚良、王玉書——同我也有來往。王楚良思想比較“前進”，一九四九年後他在中共外交部工作，曾出差加拿大多年。王玉書來自福建，可能家庭環境比我還要清寒，畢業後即結了婚，且考進了郵政局，抱住了一個鐵飯碗。一九四八年我進耶魯研究院後，給他一封信，他回信對我極表欽羨。假如他終身在郵政局服務，我想即在六七十年代王玉書也未曾受到過多少苦難。赴美前我到他家裏去辭別，見到他們小夫妻十分恩愛而我自己在上海竟連一個女朋友都沒有，對他們的處境也頗為羨慕。
大三那年，張心滄接任為學生自辦的英文《滬江旁觀報》（The Shanghai Spectator）的主編，我當文藝編輯。心滄同我一樣是個不愛搞課外活動的純學者，到了大四那年，他辭掉《旁觀報》主編之職，隻好由我接任，另請一位大三學生當文藝編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變，翌晨星期一我照舊乘公共汽車、電車到校，才知道上海也有了個大變動。我剛編好的一期《旁觀報》，原該星期一分發給老師、同學的，不料承印該報的英文《大美晚報》社已被封鎖，該期也就從未見過天日。對我來說，時局大變之後，整個春季學期我不必再費神去編報，倒是個大解放。
但連學校都將改稱為“滬江學院”，我們這一屆畢業生當然更無興致去編印一本畢業紀念冊了。少了這本留下每人學士裝小照的書，原先不熟的同屆畢業生也就更容易忘懷了。不過，除上列六位同係同學之外，滬江熟朋友我倒還是有幾位的。其中一位名叫王弘之，高一上學期我在江灣滬江附中住讀時即同他很熟了。我在《讀、寫、研究三部曲》此文末段，提到“畢業後一兩年，有一天滬江政治係同學王君來訪”，借走了我的孤本學士論文，這位同學即是王弘之。
滬江學生要對自己的主修學科、兩門副修學科修滿了多少學分，才能畢業。一不小心，副修課程學分不夠，就有留級之虞。我想王弘之就是這樣給拖延了一年的。到了一九四三年，上海局勢已比較穩定，滬江的大四學生又要出一本畢業紀念冊了。王弘之想必參與其事，知道我英文寫得好，就向我來拉稿。我反正在家裏讀書，為他寫了兩篇，並親約張心滄寫了一篇，對紀念冊的編排方麵我也出了不少主意。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老家，才知道所有我的藏書被玉瑛妹交給政府後並未發還，想必都給毀了。那本畢業紀念冊如尚在，我能看到自己的少作同所有一九四三年畢業生的個別照片，應該是很有意思的。
我在滬江編了一年半《旁觀報》，也為一九四三年的畢業紀念冊寫了兩篇文章，比我低一兩班的學生，尤其是主修英文係的同學，應該對我都有些認識的。實情確是如此。柯靈夫人陳國容即是一九四三年的英文係畢業生。一九八七年，她趁文評家李子雲來紐約之便，托她帶給我一冊《滬江大學紀念集University of Shanghai，一九〇六—一九八六》，且同我通了好多封信。一九四四年畢業生中，在校時即同我有些來往的要推秦小孟女士。她是有名的好學生，果然畢業後一直在上海教英文，先在中學，後來在上海外語專科學校。她八十年代即已來美，現在南加州定居。一九四四年召集同學、師友在她家裏同張愛玲見麵的則是同屆英文係另一位畢業生章珍英女士。我同她不熟，但當然知道其人。到今天，我已記不清是否她親自電話上邀我，還是托熟人到我家裏來邀我去參與此會的。我想後者的可能性較大。
到了一九四四年七八月，張愛玲最著名的幾篇小說、散文都已在雜誌上發表過了，隻可惜當時我還無緣拜讀。早已看過的隻是她那篇處女作《天才夢》，因為濟安哥既是《西風》的長期撰稿員，贈閱的雜誌寄到家裏，翻閱是很方便的。大學畢業後，我抱定宗旨不去閱覽我國的當代作品，因為自己既在專攻英美文學，兼及從古以來的西洋文學，要精讀的經典著作，須涉獵的現代名家，實在太多，連張愛玲這樣特別走紅的作家，也都不敢去碰了。此外，我交往的滬江老同學，除了丁念莊外，清一色都是男生。如能在一個文藝集會上，見到幾位愛好文藝的聰明女子，這也是我所期望的。因之那天下午我去章珍英家裏，既非迫不及待的要同張愛玲會麵，也不能說是專心為了要見她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