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上海、俄亥俄
一九四六年九月底，我隨濟安哥從上海乘船北上，到北平北京大學去當一名西方語文係的助教。那年秋天，胡適之先生也從美國返北大任校長之職。“上任不久，消息即傳出來，紐約華僑企業巨子李國欽先生答應給北大三個留美獎學金，文、法、理科各一名。北大全校資淺的教員（包括講師、助教在內）都可以參加競選，主要條件是當場考一篇英文作文，另繳一篇英文書寫的論文近作，由校方資深教授審讀。”
上文引自《雞窗集》裏我那篇《紅樓生活誌》。凡是看過該文或另一文《我保存的兩件胡適手跡》（載《傳記文學》一九八七年八月號）的，都知道那次競考的文科得獎人是我。但我是教會學校出身，胡校長竟認為哈佛、耶魯簡直不必去申請，我的獎學金限期兩年，連個碩士學位都拿不到的。新任北大西語係副教授的王岷源想是個國立大學畢業生，在留美期間即同胡校長相識。他在耶魯讀了四年才拿到個碩士學位。我在北大時並未申請耶魯，而終於一九四八年春季進了該校研究院的英文係，在本文裏此事先得加以交代。
一九四六年英國名詩人批評家燕卜蓀（William Empson，一九〇六年至一九八四年）重返北平，在北大任教。同秋美國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真立夫（Robert A。Jeliffe）教授也來北大客座一年。歐柏林是俄亥俄州的名校，真立夫一定是個好老師，但算不上是個名學者。我聽了胡校長的話，為保險起見，請真立夫幫我申請了歐柏林。該校規模較大，是設有碩士班的課程的。後來我同真教授重會於歐柏林，他說年輕時曾寫過一部小說，標題即雪萊一首名詩的首行When the Lamp is Shattered。日後我發現耶魯圖書館果有此書，但哪有閑情逸致去看它？美國教授來中國教書，表示他對中國或東方有一份感情。果然老妻亡故後，真立夫再去菲律賓教書，娶了一位華裔女郎，度其晚年。
為了參與留美考試，我寫了一篇英國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論文。大學畢業後不出一兩年，我即對布萊克大感興趣，把他的預言詩讀了不少，也看了名批評家墨瑞（John Middleton Murry）論他的專著。在北大圖書館我也找到兩三種專論，但也都是二三十年代的著作。有一天專訪一家高級西文書店，看到了一本一九四六年剛出版的布萊克專書，題名William Blake：The Politics of Vision，著實興奮，雖然書價美金四五元等於我月薪的一小半，還是把它買了。作者休勒（Mark Schorer）那時才是柏克萊加大的助理教授，不出兩年他寫了篇名文Technique as Discovery傳誦一時，也算是“新批評”派的健將了。休勒早已去世，他的生平巨著乃是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辛克萊·劉易士評傳》（Sinclair Lewis：An American Life）。
五十年前，加州真是人間天堂，柏克萊加大的聲望也比哈佛、耶魯差不了多少。我想何不寫封信給休勒，對他的新書恭維幾句，表達一番自己想去柏克萊進修的誠意。休勒獲信，知道連中國的學人都在看他的書，當然高興，立即拿了我附寄的滬江成績單（可能未附燕卜蓀為我寫的推薦信），去見英文係的主任或研究生主管（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他的回信轉達了係方的意見，謂我的成績雖好，但還得補修幾門大學本部的課程，才能進得研究院。看了回信，我覺得係方無從考察我畢業後自修苦讀的進境，有些冤枉，但單憑我的大學成績單，我主修的英美文學課程實在太少了。滬江全校沒有幾個有Ph。D。的教授——英文係一個也沒有——各係的高級課程都開得太少，每個學生都得選定兩種副修學科（minor subjects），在此大範圍內多選幾門課，才能湊滿學分畢業。主修、副修的課程又不準全是文科的，因之我選修了曆史、哲學這兩類副修的課程卻又不合格，大四那年不得不加修兩門商科的課程（會計、銀行學），把我自己的計劃打亂，連第二年德文這門課也隻好不念。
看了休勒教授的那封信，我也不想憑自己的努力去申請其他第一流的研究院了。現在想想，當時濟安哥同我一樣的外行。早在五四時期北大即已送學生出國留學了。到了一九四六年，輔導學生出國留學的辦事處一定有的，否則與我同屆的兩位李氏獎金得主，數學係的程民德怎麼會去普林斯頓，經濟係的孫祀錚怎麼會去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的？當然他們有其老師、同事們幫忙。我則雖同胡校長見了三次麵，卻從未看到過一本美國研究院的章程（bulletin），填寫過一份研究院的申請表格，隻是在得不到校方任何指導的狀態下暗中摸索而已。
我對美國南方文學進入二十世紀後繁榮的情形早已略有所知，在北大那年我看了凱辛（Alfred Kazin）一九四二年出版的成名作《土生土長》（On Native Grounds），專論美國近五十年的文學發展（詩歌不在其內），其中有一章暢論三十年代以來“批評界之兩極”（Criticism at the Poles）。假如馬克思文評家占據了北極，占據南極的則為比較守舊、代表傳統文化的南方文藝批評家。凱辛以蘭蓀（John Growe Ransom，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七四年）為此派的領袖。他也是位名詩人，早年在田納西州的範德比爾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任教，教出了大徒弟詩人、批評家兼小說家阿倫·泰脫（Allen Tate），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兼批評家羅勃·華倫（Robert Penn Warren），批評家勃羅克斯（Cleanth Brooks，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九四年）等人。後來蘭蓀轉往俄亥俄州甘比亞村（Gambier）的墾吟學院（Kenyon College），創辦了一份極具影響力的《墾吟季刊》（Kenyon Review），照舊有年輕詩人如洛威爾（Robert Lowell）等到墾吟去跟他學習。
我當年自己也算是專攻英詩的，名校的研究院既覺得我還要補修大學課程，何不直接去墾吟？蘭蓀很快就給我回信，表示歡迎，但也警告我，墾吟通常是連碩士學位也不給的（特殊情形例外），我還得再三考慮。收到信，已該是七月二十一二日，我也準備買機票返滬了。手邊隻有兩張小大學的入學證，講出去自己沒有麵子，心裏也不太高興。
七月二十五日回到上海，隻當自己要進研究院的，有空就看德文書。看了一本托瑪斯·曼早期的長篇小說，大半本艾克曼（J。P。Eckermann）記錄的《歌德談話錄》，覺得自己德文真有了進步。但申請出國護照，不知何故倒很麻煩，我得親自到南京去一趟。那時錢鍾書的《圍城》剛出版，我已看了一小部分，上火車後繼續津津有味地看下去，倒是難得的經驗。事後想想，領取護照延遲了我出國的日期，也是我的福氣。否則九月下旬剛開學即繳了學費，不管去歐柏林或墾吟，對我都是不適合的，換校就很困難了。
事實上十一月十二日我才在上海碼頭乘船駛美，二十八日抵達舊金山。在那裏住了幾天後，再乘火車於十二月五日到達歐柏林。翌日我在該校的Graduate House吃晚飯，有兩位楊姓女子，一名Miriam，一名Grace，也都是得到真立夫幫助而來歐柏林深造的。我同她們見麵倒有些親切之感。但在該校聽了幾堂課，就不想聽了。講得同滬江老師一樣淺，我是無法忍受的。虧得寒假就要到了，我於十五日乘火車到紐約去領取李氏獎金（親自到場領錢的笑話見《我保存的兩件胡適手跡》），也就在曼哈頓度假五六天，看了一場在百老彙已上演多年的歌舞劇Oklahoma！和夜總會的歌舞表演。十八日晚上也特去新澤西州看看當年滬江英文係主任卡佛（George A。Carver）及其夫人，二人都在一家私立中學教書，兒子倒已進了耶魯的法學院了。
到了歐柏林不多天，我即乘火車到墾吟學院去謁見蘭蓀教授，他那時五十九歲，是個很慈祥的老人。真的遷居甘比亞，住在墾吟神學院的宿舍裏，已是一九四八年正月五日的事了。倒不是我想跟蘭蓀念一學期書，而是一方麵聽他一門課，一方麵請求他托人給我機會去進研究院，實在不甘願在一個小大學再留下去了。歐柏林男女同學，環境比較宜人。墾吟全校都是男生，晚餐後陪幾個文藝青年喝啤酒，覺得一點意思也沒有。我可能是全村唯一的華人，養犬的人家不少，那些狗聞到我的氣味同白人的不一樣，就會叫起來，連我散步的權利都喪失了。蘭蓀隻看過我布萊克那篇論文，我長日無事，就再寫一篇評析約翰·鄧一首長詩（An Anatomy of the world：The First Anniversary）的論文請他審閱，報謝他提攜之恩。
蘭蓀是全校聲望最高的一位教授，卻同一位英文係同事合用一間在樓房低層（basement）的辦公室，我初次拜訪，覺得好奇怪。他給我的每封信都是自己打出來的，連一個書記也沒有。那天我同他談到讀研究院的事，他說沒有問題，我先替你找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的奧斯丁·華倫（Austin Warren）好了。華倫同韋勒克（Rene Wellek）合撰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於一九四九年問世後，才大大有名。那時他的聲望不算高，愛荷華在我心目中也隻能算是一家農業區的好大學，但我知道華倫是《墾吟季刊》的顧問編輯，蘭蓀的好友，哪敢同他爭辯？隻要能跳出墾吟苦海我就滿足了。
差不多十天之後蘭蓀才收到回信，華倫已就聘於密西根大學，明年要移家安娜堡，不能再在愛荷華收留學生了。蘭蓀對我說，我再給哈佛麥西生（F。O。Matthiessen）寫信如何？我當然高興，麥西生之成名作《艾略特之成就》（The Achievement of T。S。Eliot）我早已拜讀過；他的Henry James：The Major Phase我在上海研讀詹姆斯的晚期小說時，也曾翻閱過。他的輝煌巨著《美國文藝複興》（American Renaissance，一九四一）我尚未拜讀，卻早在《時代》周刊上看到過對它大加讚揚的書評。我希望蘭蓀給他的信生效，麥西生的回信卻說，英文係研究生名額已滿，不便再添新生雲雲。蘭蓀安慰我道：不要緊，我去試試勃羅克斯罷。
勃羅克斯任教耶魯還不到一年。他看到蘭蓀老師給他的信並燕卜蓀的推薦信，立刻去找英文係的研究生主管曼納（Robert James Menner，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五一年）教授。曼納認為有空額，歡迎我去。勃羅克斯也就寫了封親筆信給蘭蓀。蘭蓀看到信也很高興，馬上打了封信，並附勃羅克斯手劄，寄我宿舍。見信後，我也立赴蘭蓀辦公室拜謝，並聽從勃氏的指導，寫封正式的申請入學書給耶魯研究院的教務處。據我當年記載大事的日記本上所載，那是元月三十一日的事。我收到研究院副院長辛潑生（Hartley Simpson）的回信後，即於二月八日由蘭蓀教授親自開車送我到Mt。Vernon小城的火車站。我乘車到俄亥俄的首府Columbus，再換一班車，於九日中午直達紐海文（New Haven）。我乘船來美，帶了一鐵皮箱書。抵達舊金山後，又買了一架打字機，沒有人接送，簡直難以行動。留居美國已五十三年，還沒有第二個長者詩人學問家為我這樣服務過，至今每想到蘭蓀，還是不知如何報答他。
不過五十年前，學者們還沒有打長途電話的習慣，我為了等候蘭蓀三友的回音，一個月心神不定，十分難受。再說，蘭蓀為了我的緊急大事，同時寄出三封信，也不能算對不住他的朋友。但蘭蓀是個老派君子人，一封信有回音後，再寄第二封。虧得我吉人天相，錄取我的耶魯，也是我最想去的學校。我原無意去愛荷華大學跟任何人念書。假如麥西生肯收我而我去哈佛跟隨他，也會後悔不止的。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晚上，麥西生在波士頓一家旅館開了一間房間，留下幾封關照親友的遺書，然後開窗縱身一跳。一兩天後我在《紐約時報》首版看到了此段消息，著實吃了一驚。麥西生自殺前，我隻知道他是個大學者，哪裏知道他是個同性戀，且是個反美親蘇的左派分子？他的死因較複雜，當時我功課太忙，未加深究。麥西生曾來耶魯演講過一次，我覺得他陰陽怪氣，無精打采，一點也不喜歡。假如當年真去哈佛，我一定同他合不來，而去另找一位導師的。
耶魯頭半年
我想勃羅克斯並未看過我那篇布萊克論文（五十年前，複印文件不太容易），而他如此熱心幫我忙，主要因為他看重蘭蓀、燕卜蓀二人的意見。蘭蓀同他有師生之誼，二人早已在文壇上合作多年，後來都算是“新批評”派的主將。蘭蓀早於一九四一年即寫了The New Criticism這本書，評了艾略特、瑞恰慈（I。A。Richards）、溫脫斯（Yvor Winters）等人。燕卜蓀一直可說是勃羅克斯最佩服的英國詩評家，因之他為我寫的那幾行推薦信，也就特別有分量。一九四八年夏季二人同在墾吟暑期專校裏教課後，勃氏才發現燕卜蓀如此仇視基督教，二人的關係反而轉劣了。勃氏同蘭蓀一樣，都是牧師的兒子。
曼納教授也歡迎我去耶魯，我想因為那兩三年正好有兩位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在攻讀學位，他們的成績都很不錯。一位是武漢大學的吳誌謙，他於一九四八年拿到碩士學位回國時，即已同我建立了較深的友誼，因之到達上海後，曾在我家住了三個晚上。另一位是聯大出身的李賦寧，我進耶魯時他已考過了口試，在跟曼納寫篇有關古英文的博士論文。韓戰爆發後，他怕與未婚妻失去聯絡，即匆忙返國，一直在北大任教英國語言、文學的課程。
我保存了一冊耶魯研究院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的章程，春季學期於正月三十一日開始。一九四八年的春季開學日期想必相仿，我趕到紐海文，耶魯已開學了一個星期了。二月九日下了火車後，即乘計程車開到市中心教堂街（Church Street）一家小旅館下榻。晚上房間裏水汀當當作聲，再加上忍不住寂寞，即到隔壁洛氏博覽戲院（Loew’s Poli Theater，Poli按法文音譯應作“博麗”、“玻璃”，但一般紐海文居民早已把li誤讀為長音），看了泰隆鮑華、Jean Peters主演的古裝片Captain from Castile。翌晨到約克街（York Street）的研究院（Hall of Graduate Studies）去注冊，才知道先得考過一門外語，才能登記為英文係碩士學位的候選人的。可能當天我即返旅館再把德文惡補一番，翌晨才去赴考的。我翻譯了一段德文，當場由曼納教授審閱及格。
即已開學，我很快就選定了兩門課，一門是英國戲劇，一五五八至一六二五，一門是所謂英國文藝複興時代的詩歌，其實兩門課所涵蓋的都是十六七世紀的英國文學，表示我那時候受艾略特影響太深，迷醉於這個時代。跟同係大半教授一樣，教英詩的那位馬茲（Louis L。Martz，一九一三年生）也是在耶魯讀的博士學位。他是賓州的德裔人，即所謂Pennsylvania Dutch——美國人早把Deutsch（德意誌）此字誤讀成Dutch。其實與荷蘭人無關。馬茲那時年紀輕，還是個助理教授，到退休前幾年他已升任為全係rank最高的史德林講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nglish）了。約翰·史德林（John W。Sterling）大律師一九一八年死後留給母校破天荒的一筆大財源，所有冠其名所建造的圖書館（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法學院、醫學院、神學院，甚至未冠其名的研究院，都是動用了史德林這筆贈款去蓋成的。每係資望最高的那位教授所支取的薪金也是同一財源，故稱之為史德林講座教授。
教英國戲劇的那位教授普勞迪（Charles T。Prouty，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七四年），臉色紅潤，人胖胖的，上課時煙卷不離手，所以過世也較早。他留學劍橋，專治莎翁時代及其前後的戲劇，學會了版本學、考證學這些硬功夫，成名作寫的是伊麗莎白早期的一位詩人兼劇作家葛斯柯恩（George Gascoigne），原先想是他的博士論文。普勞迪原在南部一家大學教書，一九四七年秋剛應聘來耶魯當教授的。但考證學當時在耶魯不太吃香，他在耶魯那幾年，好像並未走紅。
那年春季學期我隻選了兩門課，原想晚上修一門拉丁文的。但上了兩堂，覺得進展如此之慢，也就不去上了。再說我選的那兩門課，比以後兩年間，每學年修的三門課還要繁重。從此學了乖，不再選馬茲這樣教導方式的課程了。假定他班上一共有十二個學生，馬茲關照我們下兩星期應讀的課程外，也派定六個學生各寫一個題目，下星期在課堂上宣讀，由老師、同學發問，共同討論。另六位學生則另給六題，於再下一個星期宣讀他們的報告。研究生學問有限，在seminar班上聽愛出風頭的學生亂發言，實在得益不多。老師發問比較有意思，但我總覺得在作業上多寫批語比當場審問你，好受得多。再者，耶魯當年的美國學生從小寫慣了報告，兩星期寫一篇不覺得吃力。我是講究文章的人，寫一篇論評花的時間較多。上馬茲的課，宣讀自己論評的前夜，整夜不睡在打字的情形也有過。那門課可能好學生太多，我隻拿了個High Pass（耶魯研究班的成績，隻分Honors，High Pass，Pass三等）。也很可能，馬茲教授年紀輕拿不定主意，給新來的外國學生一個High Pass，總沒有錯。事實上我在耶魯的其他課程，都拿了Honors。
普勞迪上課（研究院英文係課程都是每周上一堂兩小時的課，隻有古英文這門課分兩堂上）開場先講幾句輕鬆的話，主要講到尚未在百老彙演出，而在紐海文休勃（Shubert）戲院試演的新戲。接下來話歸正題，講詹姆斯一世時期的戲劇，好多是不見書本，教授自己的心得，我聽得極為滿意，比那些由學生亂發意見的課程，精彩有趣得多了。後來我在哥大開高級課程，除了那些學生讀了原文，在課堂上逐字逐句講解給我聽的外，差不多都是我一人獨講，把自己的心得、意見授予學生。普勞迪每周關照學生讀的劇本通常四出，多至六出。每星期看四部電影，還能忍受，看四場話劇，不管戲多麼精彩，就很累人了。我們讀的都是詹姆斯一世時代的戲劇，比目前的話劇要長出一倍，情節複雜，人物眾多，讀了一遍，要想牢記，實在是很困難的。
上普勞迪教授那門課，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戲劇都在秋季那學期講過了。我得在春季學期寫篇學術研究報告，普勞迪給我的題目偏偏是位伊麗莎白早期的劇作家喬治·丕爾（George Peele），但我哪敢提出抗議？我寫了一篇長達四十七頁的報告，總題《丕爾劇作之結構》。另附一紙參考資料，表示我參閱了兩種丕爾全集，十五位二十世紀專家的專著和論文，有些專家寫過多篇丕爾研究，分載於六七種英美學術期刊上。但生平第一次寫美國式的學術論文，並未想到要找人給我些指導，連寫腳注都不合規則，因之給扣掉些分數。普教授給我的grade是Honors/High Pass，可當A~-算。但學期的grade是Honors，因為我大考的成績實在太好了，兩三個大題，都答得詳盡，二三十個小題目隻有一個未答，因為在我的印象中，那個專門名詞未見參閱資料，教授上課時也並未提及。很可能他在頭一堂課或上學期即已講起了，而我都不在場。
那個春季，我住在曼殊斐爾街（Mansfield Street）一六八號二樓一間廂房，月租二十元左右，那學期的學費二百五十元是我自己付掉的，以後三年的學費，因為我是好學生，都給免了。那學期的膳費可能隻包了每日兩餐，早餐由我在寓所廚房裏自備，每天跑三次研究院的食堂，時間實在太浪費了。從寓所出門一箭之遙，即見到了耶魯神學院的幾幢房子，再繞過一大片墓地，即是約克街。街的右邊即是研究院，左邊則是法學院同史德林紀念圖書館。研究院是一座雙口形的大建築，雙口相吻合處即是條走廊，大門對著約克街。小口的西北兩部分以及大口之彎曲部分皆為研究院單身男生之宿舍。小口南部以及大口東南部分沿著高樓大道（Tower Parkway）和約克街的那幾層樓則是研究院的行政地區，也供其文科各係辦公、教書之用。
我的房東是個愛爾蘭裔的老處女，名叫奧白倫（Catherine O’Brien），記性非常之壞，想已八十歲出頭，我同她相處還不錯。春季學期結束了，我立即搬進研究院宿舍，覺得一切更方便舒適。但整個暑假，我的唯一任務就是學通拉丁文這一件事，十月份要通過係裏的考試，不用字典翻譯一段中世紀的拉丁文，談何容易？不少同係同學早已在中學、大學讀過了五六年拉丁文了。在研究院住了幾天，晚上總有中國同學找我上小館子吃飯聊天，散步回院也浪費不少時間。我過的是寸陰必爭的日子，哪裏有時間同人閑聊，決定重理行李，乘計程車搬回老太婆家。從此不再有人來找我，除了父兄來信必複以外，差不多每兩星期看場電影，調劑調劑精神，餘下的時間，從早晨到深晚，都在讀拉丁文。當然，暑期食堂不開門，自理三餐，也得花掉些時間。但雞蛋、牛奶、麵包、水果、現成熟食、乳酪買起來都很方便。有一天我買了一隻小小的整雞，不料老太婆翌晨要溶化老式冰箱裏的冰霜，也不通知我一聲，把我那隻雞也拿了出來。天熱，晚上我煮一鍋清湯雞，吃起來味道已不對。但我哪還有時間去買其他食品？隻好把雞燒得爛一些殺菌，也就把“怪味雞”吃了一小半果腹，虧得沒有生病。
四個月間，我先把一本文法教科書Latin Fundamentals讀得爛熟，記得所有的生字，了解一切動詞、名詞、形容詞字形上的變化。再讀一部分凱撒的著作（正像初學文言文的外國人，非讀《孟子》不可），然後再讀些英國人、歐陸人在中世紀所寫下的文章和故事。那些故事都是為了宣揚基督教而寫下的，我在五十年前初讀，即覺得相當幼稚、無聊。但中世紀拉丁文學既然是英國文學的一部分，耶魯英文係博士班的學生，至今還得先通過法、德、拉丁文三種語言的考試。可憾的是，不像在五十年前，更沒有第二家美國大學的英文係，包括哈佛在內，對學生要求如此嚴格的了。
拿到了碩士學位
考我拉丁文的也是曼納教授。他在我的譯文裏找到了兩三個小錯，也就讓我通過了。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那年，曼納也教我“古英文”（Old English），這是門新生必修課，這位研究生主管也可有充分時間去鑒別他們之優劣。耶魯英文係好像特別愛惜自己的名譽，成績不夠好的研究生是要他們走路的。我那班上成名最早而對英美現代文學研究最有貢獻的當推休·肯納（Hugh Kenner）。他跟勃羅克斯寫了篇龐德（Ezra Pound）的論文，很快就出版成書。有位常給曼納老師難倒的學生羅勃·彭（Robert Bone），果然隻好改讀比較容易的美國研究係（American Studies）。我進哥大的那一年（一九六二），彭君早已在師範學院（Teachers College）教書了。他以一本評介美國黑人小說的書，成了名。他古英文沒有學好，倡導研讀黑人文學，倒也有些先見之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