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日“注釋1”從舊金山飛回紐約，隨身帶了五隻手提箱，所裝的差不多全是濟安哥的遺物。其中最珍貴的一部分是我自己和許多朋友一二十年來寄給他的信件和他一九四六年正月至七月所記的一本日記。濟安對朋友給他的信件特別珍惜，每一封都連信封保存著，即是僅具署名的賀年卡也舍不得扔掉。好多老朋友的信都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出國時帶出來的，我自己的舊信重睹後感觸最多的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從台北寄出的那一封。那時濟安才三十歲，在昆明西南聯大教書，對他大一英文班上的一位女生產生了強烈的愛情，但因為他從來沒有好好交過女朋友。為了此事不免手足無措，還沒有追求先存了退卻之心。我在信上鼓勵他不計成敗，努力去追，想不到濟安竟把這封信當做座右銘，從昆明帶回上海，從上海帶到北平，後來逃出北平，重返上海，從上海轉飛香港，去台北，兩度出國，這封信一直在他身邊。濟安同他最親密的朋友也避免討論自己的戀愛生活，他情願自己受苦，也不願意訴苦求助，增加朋友們精神上的負擔。他給台灣、美國好多朋友的印象是明朗愉快的性格和與世無爭安命樂天的態度，隻有在他自己的日記上和給我的信上才能看到他內心生活的深刻和求愛專一無我無邪的精神崇高處。我所見到的濟安高足（現在都是我的好友）他們都把他敬為誨人不倦的良友益師，把自己在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上的努力都歸功於夏老師的啟發；曾與濟安同事的好友，因為日常接觸機會更多，想起他的談笑風度，機智才華，學問人品，更是如喪了自己親人一樣的哀悼他。他們所留下的一個濟安生前的印象是正確的，但我總覺得假如濟安沒有一個充實的內心生活，他不可能成為眾人所景仰的良師摯友，更不可能成為促進文壇繁榮的領導人物和在學術界有特殊成就的學者。濟安發表的創作不多：一首詩，兩篇中文小說，一篇在《宗派雜誌》（Partisan Review）上所發表的《耶穌會教士的故事》（The Jesuit’s Tale），但凡讀過他近年發表的英文專著的，都知道他是創造力極強的傳記家。他那幾篇中國現代文人研究（將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注釋2”，一貫法國大批評家聖伯甫和美國當代批評家威爾遜（Edmund Wilson）的傳統，把那些文人的作品和生活打成一片，抓住中國近代社會的複雜性，夾議夾敘地道出他們內心的苦悶和病痛。那些作家自己的作品可能是幼稚粗糙的，但在濟安細膩的文筆素描下，他們都變成中國社會大轉變時期的不朽的典型。
濟安對那些現代作家特別寄予同情，因為他自己也是過渡時期的人物，對新舊社會交替下的生活現象特別注意，對這種社會中所長大的青年所麵臨的問題特別敏感。濟安二三十年前就有誌寫一本英文長篇小說，記錄他自己在抗戰前後中國所有的印象。一九四六年他曾寄兩章給我看（可惜那些早期的文稿和信件都留在上海家裏，不知何時再能看到），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我們在北大同事一年，沒有見他續寫，想這個寫作的計劃，一直沒有完成。我奔喪回來，不斷地重讀他的舊信，忽然想到他二十年來給我的一大束書信，實在比那本假以年月可能寫成的長篇是更好的生活實錄，更可為傳世的文學作品。在我所讀過的文人書簡中，隻有英國詩人濟慈的信件給我同樣的真切感覺。濟慈對詩的創作和文藝的欣賞，悟力特別高，這是任何以書簡聞世的文人都不能和他相比的。濟安同濟慈一樣，能把自己的靈魂在書信中表露出來：任何感想，率直道來，沒有半點虛偽；任何瑣事，在他的筆下，變成了有風趣有代表性的人生經驗。濟慈的弟弟喬治結婚後移居美國，他那貧病交加而不斷為戀愛苦惱著的長兄竟一封一封長信寫給他。我自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來美國後，每兩三星期濟安總有一封長信寄來，帶給我安慰和喜悅，也讓我分擔著他生活上的煩惱。和濟慈的弟妹一樣，我從小有這樣一位長兄照顧我，信托我，這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氣。濟安早年也生過肺病，抗戰初期在上海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但後來到了內地後，把身體鍛煉得結實了，第二次來美國，我更覺得他精力充沛，遠勝當年。想不到天不假年，濟安竟因腦出血倒地後，神誌不清，永遠不能再醒過來了。
童年時代我們常在一起。“一·二八”事變前後，濟安曾在上海立達學園、上海中學讀過一陣書，但我那時不在蘇州，即隨父母逃難避居上海租界，還談不到通信。我讀小學時，他在聖公會辦的桃塢中學讀初中。高中時期濟安最崇拜的思想家是尼采，他受了他超人哲學的影響，要打倒偶像，在自己的書上愛簽著“耶和華·夏”的英文名字。我那時在初中讀書，尼采根本看不懂，但我模仿性極強，在高中二三年竟把羅馬主神周必特（Jupiter）的名字當做我的英文名字，後來想想覺得自己幼稚可笑。
濟安在蘇州中學讀高中三的一年，我們有一天逛玄妙觀，吃了不清潔的點心，回家後濟安竟染上了猩紅熱，這一場病相當嚴重，複原期間體重不能恢複正常，種了後來患肺結核症的根苗。因為愛好哲學，高中畢業後他考進了中央大學哲學係。那時父親也在南京，濟安想鍛煉身體，老在南京寬闊的馬路上騎腳踏車，不多時竟吐血病倒了。我高中二那年（一九三五），全家搬到南京，有一天晚上我同濟安去新都大戲院看《戰地英魂》（The Lives of a Ben gal Lancer），戲院人太擠，濟安受不住逼人的熱氣，電影看了一小半就離開了戲院。我因為貪看戲，沒有伴他回家，這事至今印象很深。
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間，父親把全家搬到上海租界區，自己到內地去。父親收入不多，加上那時內地彙款到淪陷區不很方便。母親憑一些積蓄在生活費日夜高漲的上海度日子，還得送我們兄弟讀大學，生活是極艱苦的。那時濟安轉讀光華大學英文係，我在大夏大學附中讀完高中三後，也進滬江大學讀英文係。我們先在邁爾西愛路靠近蘭心大戲院的一幢弄堂房子內做三房客，不久搬入地段相近，國泰大戲院斜對過的一幢弄堂房子。兩幢房子格局相仿，我們租住的是三樓一層加上一間亭子間。亭子間是濟安的臥室，我則每晚在會客室兼書房兼餐室的那間三樓正房內用兩條長凳搭鋪睡覺，數年如一日。那間正房靠窗處直放著兩隻書桌，兄弟兩人對坐讀書，濟安坐在右邊，我坐在左邊，右邊靠牆放著一隻書架。我右手靠牆放著兩隻單人沙發，作會客之用。這些便宜的家具都是濟安初到上海時在廉價鋪子買來的，但到濟安一九四三年離開上海時還一直用著。一九四四年我們搬到靠近兆豐公園的兆豐別墅，房子比較像樣些，但我們租住的麵積仍是三樓一層加亭子間，並不大。
濟安光華的同學都是比較闊的，至少鄉下有些田地。濟安最怕有不太熟的朋友登門拜訪，看到他住所的狹小鄙陋。但熟朋友來聊天則很歡迎，常來的有蘇中老同學、現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數學係教授胡世楨，光華英文係同學鄭之驤和宋奇。光華外文係沒有什麼名望，但抗戰初期有哈佛博士張歆海和張夫人韓湘眉在那裏執教，陣容還不算弱，學生方麵，除濟安外，宋奇和張芝聯都是北平名大學轉學來的優秀學生。宋奇和張芝聯畢業後主編了一種雜誌叫《西洋文學》，濟安也是編輯委員之一，常常撰稿。《西洋文學》辦了一年多就停刊，我在上海家裏還存著全套，但這套雜誌在台灣和國外恐怕絕少見到。
在未辦《西洋文學》前，濟安即以“夏楚”的筆名在《西風》雜誌上發表過不少譯述的文章。《西風》是模仿美國《讀者文摘》較俗氣的刊物，濟安為它撰稿完全是因為可以領到些稿費，否則要看電影，買舊書，身邊都沒有零錢。那時在《西風》上經常撰稿的有喬誌高，他好幾篇報道美國生活的文章，極受讀者歡迎。張愛玲的處女作《天才夢》也是在《西風》上發表的，我當時讀了覺得這女孩子對中國文字這樣敏感，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後，張愛玲曾在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發表過小說和譯文，他們還同譯了一本《美國散文選》，雖然一直都沒有見過麵。一九六四年三月下旬，美國亞洲學會在華府開會，濟安的老友吳魯芹介紹他和喬誌高相見。喬誌高帶我們弟兄去見張愛玲，還在一家館子開了一瓶香檳，同席有濟安的至友陳世驤。回想起來，對我這也是最有紀念性的一次聚會。當天下午濟安伴我飛回紐約，順便去看看他的弟媳婦和他最疼愛的侄女。但他在我家也隻留了一晚上，第二天（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在哥大附近新月酒家吃了午飯後，即匆匆送他到機場，趕回柏克萊。以後一直再沒有談話的機會，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飛西岸，在Oakland城一家醫院病房相見時，他早已不省人事，帶著熱度，呼吸急促地為自己的生命作最後掙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