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城”這一詞語，是一個特定的曆史概念，是在一個曆史時期中人們對北京的一種側重稱謂。其時間上限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盤踞在北京的北洋政府最後一位實權者張作霖及其國務總理潘複逃出北京開始；其時間下限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七事變”之後，宋哲元率其部屬撤離，北平淪陷為止。中間十年時間，中國政府南遷南京，北京改名“北平”，這其間，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隻剩下明、清兩代五百多年的宮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員、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傳統文化的老先生們，另外就是許多所大、中、小學，以及公園、圖書館、名勝古跡、琉璃廠的書肆、古玩鋪等等，這些對中外人士、全國學子，還有強大的吸引力……凡此等等，這就是“文化古城”得名的特征。
這個時期，前後苟安了十年，約略可分作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前期，即由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前。北京自明代永樂年間到張作霖大元帥時，一直是全國的京城，政治、經濟、文化，後來又加上外交，這些中心都在北京，綿延了五百多年。雖然不斷改朝換帝，但聚攏了一大批為這些中心服務，賴以為生的人，政權一旦南移，北伐時，南方早已成立了國民政府，張作霖的國務總理潘複一跑，南軍一進北京，這些大小衙門的人就沒有人管了，一時惶惶如喪家之犬，出現大批的失業大軍。《梁啟超年譜長編》引民國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與思順書》道：
北京一萬多災官，連著家眷不下十萬人，飯碗一齊打破，神號鬼哭，慘不忍聞。別人且不管，你們兩位叔叔，兩位舅舅，一位姑丈都陷在同一境遇之下……京、津間氣象極不佳，四五十萬黨軍屯聚畿輔（北京城圈內也有十萬兵，這是向來所無的現象）。所謂新政府者，不名一錢，不知他們何以善其後。黨人隻有紛紛搶機關、搶飯碗（京、津每個機關都有四五夥人在接收）。新軍閥各務擴張勢力，滿街滿巷打旗招兵……
這是新舊交換，混亂時期的情況。六十多年前，我還很小，還未到北京，而信中所說的“新軍閥”，主要指閻錫山、馮玉祥等人，打著小方白布旗，上寫“招兵”二字的招兵者，雖鄉間亦到處可見，親戚長輩中任閻軍官者甚多，這時期都駐紮北平。在此同時，文教界也在進行再分配的角逐。引兩封《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的資料，任鴻雋致胡適信中說：
靜生先生的死去，的確是北方教育界的一個大損失……範先生死後，他的北京圖書館長一席不是“出缺”了嗎？在這個“災官”滿地的北京，對於這個位置逐鹿者的眾多，你可想而知了……
另一封衛聚賢寫給胡適的信中雲：
北京確下，第三集團已入駐北京。清華校長問題因之發生，生日昨與外交部某友人談清華校長問題，他說外交部方麵欲委查良釗（現河南教育廳長，前北京師大校長），生略露先生長清適宜，他說先生向與西北軍（馮）不接頭……今日見錢端升先生，他說清華校長還無人提及討論過……生雲將來由何處委，他說由大學院委，不由外交部委……
舉此“二斑”，可見當時文教界人事上之爭奪情況。清華校長，在北洋政府時期，曆來歸外交部委派。但北伐之後，南京在教育部外，又成立了以蔡元培為首的“大學院”，想統管全國大學教育，各處成立大學區。後來李石曾北來，成立了“北平大學區”，想連北大也統到大學區內，北大反對，為此停課一年，後來“大學院”形同虛設，隻送文化名人一些幹薪，如魯迅在上海，有個時期，每月就收大學院薪水三百元。李石曾的“北平大學區”，最後也取消了，隻剩下一所組織起來的北平大學，各學院八九年間畢業了不少人，都領的是北平大學的文憑。
第二階段是“九一八”之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蓄謀已久的占領東北的侵略戰爭，這日晚間在沈陽發動。王芸生《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一書此日記事雲：“日軍的槍炮聲揭開了後來持續十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序幕。”從整個戰略形勢上來說，的確如此，但從戰爭的節奏來講，中間還有間歇的時間，還未危急到文化古城，戰火還未燃燒到北京。
當時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無力抵抗的形勢，東北三省、後來又加上熱河，實際四省淪陷了。《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溥儀由天津日租界張園匆匆跑到東北，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建立了偽“滿洲國”，東北淪陷，自然給文化古城以極大震動。使從災官滿城、遑遑不可終日的狀態剛剛安定下來的北平，又騷動沸騰起來。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文教界、學生中抗日運動的高漲，到南京請願，要求出兵收複失地，抵製日貨等等。二是東北愛國人士大量入關，青年學生亦大批流亡到文化古城就讀，連東北大學也內遷到北平。北平人口逐年增加：一九三二年增至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多，一九三三年又增至一百五十萬四千多，一九三四年增至一百五十四萬八千多，至“七七事變”時，已增至一百五十五萬六千多。
東北、熱河逃亡來古城的人，也帶了一定數量的資金，促使文化古城在政府南遷、市麵蕭條的情況下，開始稍有轉機，市麵上又稍微繁榮一些。而各個學校，也增加了不少東北籍的流亡學生。各個中學及私立大學中增加的更為明顯，東北口音的同學到處可以遇到。
第三階段是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之後。繼東北淪陷之後，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軍進攻熱河，熱河很快淪陷。日本侵略軍東北方麵早到山海關，現正北方麵又到了喜峰口，文化古城的形勢更是危在旦夕了。不過究竟還沒有打過來，還是中國主權，還是“北平特別市”。很快何應欽、黃郛北來，與日本梅津在塘沽達成了《塘沽協定》，自然是進一步喪權辱國，給日本以華北更多的利益了。但又取得了文化古城的暫時苟安。